严歌苓语录：文学不会爱你

有奖投稿2015-12-31名言网-名人语录

严歌苓，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可能很多人看过她改编的电影或者者电视剧，其中对于人性的探讨很是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她也一直想表达一种军人精神——英雄主义。“英雄主义”显然不是当下热词，在几部以英雄为主题的国产影视戏剧票房遇冷后，严歌苓依然说，哪怕能够想象社会可能不怎么喜欢这个“孩子”，但是她依然溺爱这个孩子。英雄是孤独的，英雄是容易被遗忘的。英雄是不是过时了?面对“自我”的反扑，人性最光辉的部分会否重现?以下是查字典名言网小编搜集的对于英雄主义和文学方面的访谈语录，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写作是孤独的单恋文学不会爱你

记者：您的新书《床畔》讲述的是一个女护士与一位“活烈士”的故事。年轻女护士坚信英雄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死。很多人读到英雄的故事，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您怎么看?

严歌苓新作《床畔》

严歌苓：理解得蛮深刻的，确实是如果坚持一种生命观、一种价值观、一种生命的价值观，一种理想从始到终不放弃，这个人肯定孤独。因为他不随着社会的价值观所变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孤独者。

护士万红坚持的过程很像我一直对小说的坚持过程。这部作品从起笔到付梓花了20年时间，很多次我觉得写不出来了。我前十几年都是在一个国家住几年又搬走，每次搬家都要装箱再拆箱。这次在柏林，有一天突然有了心情把箱子打开，里面放了很多很没有写完的手稿。我看看哪个原稿我还有激情能继续写，当翻出这个作品就一阵心疼，好像是一种始终没有完成的始终没有达到的恋爱，但又不知道怎么把它进行下去。这是我虚构的一个故事，始终觉得这个故事真好，但是总达不到我脑子里那种“真好”的标准。

最后一次不容我多想什么了，反正赶快交稿吧。当我读到校对稿的时候，才是一次完整地全面地认识这个作品。我读的时候真是自己泣不成声，深深地体会到“孤独”。实际文学不会爱你，只有你来爱文学，一个作家对文学的单恋，很像小说的女主人公护士万红，一直坚守这个英雄植物人，得不到回报。真像一个人和神，一个人和文学和一种信仰的关系，没有多少互动，只是单方面的投入。这种孤独可能万红知道，我知道，任何一个可以懂得和欣赏孤独的人都会知道。

英雄像赘肉被嫌弃到底哪错了? 记者：20年的时间里，三次颠覆之前的创作，关于“英雄不死”的信念，您真的从未动摇么?创作过程中是否有挣扎和怀疑?

严歌苓：可能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和你们这代人的区别，我是相信的，我相信这种精神。时代变了，英雄的概念也不断在变，但英雄有一种亘古的定义，那就是超乎寻常的美德，超乎寻常的勇敢、无私，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不能说这不是英雄的品质。张连长是英雄，护士无私地坚守张连长，不也是英雄?不能因为需要他是英雄的时候，大家认为他是活着的，不需要他是英雄的时候，他就是一块多余的赘肉。难道今天中国的社会不是这样吗?急功近利的。

记者：这部作品孕育这么久，当下把它推出来，时机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严歌苓：没有特殊的考虑，如果那么喜欢这个故事的话，我迟早会把它推出来。一个作者很难说喜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哪怕能够想象社会可能会不怎么喜欢这个孩子，但是她就特别溺爱这个孩子。这个作品那么内向，那么形而上，我觉得它很可能会遭到逆境，所以对它格外怜爱吧。

记者：今年有几部以英雄为主题的国产电影和戏剧都遇到了票房不乐观的情况。比起“英雄主义”，宣传方更喜欢用生命价值这样的主题。

严歌苓：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在这个小说里面是非常明显的。英雄是生命，他被你们认为不是英雄，过时的英雄，被你们认为是一块赘肉，是一块不好移动的枷具。在我生命当中，他生命的价值像过去一样是伟大的，不可以遗弃他。

记者：您对英雄主义的崇敬和您的军旅生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吧，能否具体讲讲军队里的故事，有没有什么事给您带来重大影响?

严歌苓：在我的少年时代，军人是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人。记得小的时候，我不是红小兵，但是要在台上演红小兵。扮演红小兵就必须要穿上他们的服装，戴上红小兵的红袖标。当时有一个小朋友，本身是非常霸道的混世魔王，“她不是红小兵”，腾腾腾冲上台来把我的红小兵的袖标揪掉了，“她是冒充的”。当时起哄的人很多。有一个军人上来了，“你干吗欺负她啊?让她好好演，让她演完吧。”这个军人一干涉，下面全傻了，觉得解放军来主持公道的话，这个公道就出现了。我当时特别崇尚解放军，当然没有一个人不崇尚解放军的，所以我就去当了一名解放军。我觉得当了解放军以后所有的邪恶势力，所有的强势都不可能再欺负我了。

记者：您在采访中曾提到，当年每年要下部队三次体验生活、写文章。回过头去看，那时对英雄主义的理解和今天有什么变化吗?

严歌苓：我们的国家没有英雄是不能走到今天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建筑在这样一个英雄主义的观念上的。为什么大家反感它?因为真英雄和假英雄搞到一起去了。比如说有一些真的英雄，把很多本来不属于他的资料弄上去，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完人，这种塑造的过程是造假的过程。强调的太多以后，使得人们觉得“英雄主义”这件事可疑。

我当铁道兵下部队的时候，有个连长日日夜夜都睡在山洞里，他怕出什么事从上面跑五六百个台阶跑不下来。每天开炮和打钻的声音不断，一旦停了他就醒了。在修建成昆线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忘我的战士，这么多的隧道，谁来打?当了铁道兵以后，我才知道铁道兵是和平年代的英雄，太多的人都是默默无闻地死去，谁也不知道他们是谁，难道他们不是英雄吗?我们坐着成昆线铁路的时候你不应该怀念他们吗?每一条砧木就是一个战士。

过去除了本我就是超我现在自我反弹了 记者：您认为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提“英雄主义”了?

严歌苓：过去，我很爱看弗洛伊德，现在觉得这个人太过时了。特别是这次我到了奥地利参观弗洛伊德的家，已经成为陈列馆，他当时被纳粹驱逐出奥地利。他说，其实人的人格就是三种。从小是“本能”。长大了知道“自我”，有自我保护或者争取自己利益的意识。一个人活着就是为了要争得自己的利益，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伤害他人的利益。但我们国家没有的，一个人除了“本能”就是“超自我”。“超自我”是一种神性变成英雄主义，从人格飞跃出去的。

我们国家这么多年一直强调有没有独善其身不重要，但要对这个集体好，这可能吗?这不可能!人人都还没独善其身，想到的全是国家伟大，那不都是虚假的吗?现在孩子们为什么突然反感得不得了?你不可能叫他超越过“自我”以后去实现“超自我”，这是不自然的，这是违反人性的。人性必须是有这样几种发展和成长。过去无视“自我”的时间太长。现在的孩子“自我”抬头了，就全是自我了，这是一种反弹，一种矫枉过正。太饿了要放开吃一顿，束缚的太紧了要打个滚，他们反过来会再找自己该做人的方向。我觉得不应该人工地去做任何事情，所有人性里最光辉、最伟大的让它自己去复苏吧，不要去强调。

记者：看来您对当代年轻人持很乐观的态度?

严歌苓：我这次到西北参加电影节，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志愿者，我从他们身上看到非常积极向上、忘我的精神，为这个电影节做出奉献。现在提“奉献”好像是反义词一样，这个词应该放回到字典里面再沤几百年，再拿出来是褒义的，现在反义，说奉献好像很傻。

记者：说到英雄形象，不免想到前一阵大陆一个女喜剧演员贾玲，因为恶搞了“花木兰”，节目遭停播，花木兰协会要求道歉，引起网友各方讨论。在颠覆传统甚至恶搞英雄上，中西方有什么异同么?

严歌苓：在西方，他们的是非观念比我们强。去调侃辛德勒有人答应吗?把迫害犹太人的事拿来调侃，是犯法的。德国不允许你在这方面胡扯，要拿法律来制裁你。

我们国家现在进入了全民大调侃、全民雷人模式。我们严肃的时间特别长，装孙子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大家什么也不信，什么都可以拿来调侃。我完全不了解恶搞花木兰这件事，但任何东西弄得低级趣味总证明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一部分是很低级趣味的。把花木兰这样一个大家心目中的女英雄弄成喜剧并没什么错，但是你的趣味弄得很低，当然会被大家来指责。一个民族能发现低级趣味，然后自我校正和批评应该是没错的。

女儿不学中文会很心碎但不会强迫 记者：您之前说过女儿很爱玩，中文很差，为了刺激她学中文的兴趣吸引她读您的书。效果如何?

严歌苓：她现在没法读我的书，她认的字太少了，一般的歌谣都读不下来。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刺激，她应该知道我有很多思考放在作品里，可以说那是我更重要的一部分。不光了解我的生活，还要了解我的作品。她母亲的人格，她必须知道。我爸爸所有的作品我都读过，一个孩子不读自己父母的作品，那不太遗憾了吗?这是我来刺激她的，但她将来不读我的作品，也无所谓。但是我认为一个中国人不会说中文，是非常非常大的缺陷，长了一张中国面孔却很蔑视中文或者很忽略中文，这不是很糟糕?我总跟她说，5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会讲中文，你不会讲，作为绝大多数人讲的语言你不会了。很多的办法来鼓励她、刺激她学中文。

记者：在您的家庭教育里，说反话和刺激是您的一个教育技巧吗?

严歌苓：小孩有时候要刺激她的想象力，要让她意识中国人人数众多强大，中文这么普及。小孩是不想落单的，她要从众，鼓励让她学中文，任何方法让她学中文我都是很高兴。但我希望是一回事，她能够学到什么程度我又不能强迫她，把她的生活搞的苦难重重。她现在还是想干嘛就干嘛。西方的教育方式不是非得让她干嘛。她不愿意了，咱们讲讲清楚，你真不愿意，那我很心碎，但是这是你的选择，我不会干扰太多。

记者：读者对您的英文写作了解比较少，可以介绍一下英文创作的情况么?

严歌苓：我英文写作就出过一本书，没时间写英文，英国、美国的出版社不催稿，但现在后面五六个中文出版社追着，你也我知道我这个人是很难说不的，所以就写中文了。我的代理人常常提醒我，你2007年出的英文小说吧，应该再写本英文小说了。

记者：作品翻译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文化上的屏障吗?

严歌苓：太大屏障了。中国语言和全世界语言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很多微妙的意思在翻译中失去。我就讲一个例子，最近我看《小姨多鹤》的校对，原话是“天下老娘们都爱扯皮条”，他把“扯皮条”变成“天下的老女人把做媒当成她们的责任”。你想这当中有多大的区别，东北话里面这种味道不能够翻译过去，这些是我非常头疼的地方。我心想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对中国语言的熟悉程度到了“感觉”，语言是一种感觉，有时候不是知识而是感觉。能够找到一个说法，可能不是直译过来的，是感觉上找到一种文化上的平行的词来表达。类似情况是很多的，不能对比原著，光看英文故事也还蛮好看的，而一对比原著发现语言当中有很多麻辣味、鲜味都失去了。

“生”非常可贵艺术家不能失去真诚 记者：您前两天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看到年轻人做的电影，您有什么新的体会?

严歌苓：他们做得很好，都是充满了生机，每个人讲的都是他非常熟悉的生活。从生活中刚刚出来的那个感觉，特别让我感动，这种生命力真的装都装不来，学都学不了。我想用几个“生”字来概括。生命、生机、生猛，这就是他们，生机勃勃。而且“生”，不是很熟练的。弄得很熟练后，容易内容空乏，为了表现而表现，他们没有。熟练是要很多很多的镜头给它积累的，要有很大的资源。你拍了一段不作数，再来，直到它非常熟为止。最开始的“生”是非常可贵的，到最后的“生”也是非常可贵的。人是从生到熟，再从熟到生，你看马蒂斯到最后的作品出来，都像孩子手里出来的，他走过了一个大的循环。

什么年龄阶段就是什么年龄阶段。也别企图因为年轻人的电影作品好卖我也去写，写不出来。那全在于他们的生命力，他们表达出来是真实的、真诚的，我们去装就是不真诚的。一个艺术家不能失去真诚，你写的就是你这个年龄阶段能写的，要不然连这个也没了。

严歌苓 人物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