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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穰苴

/隋唐五代

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正是唐王朝举全国之力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关头,统治者急切需要在武学兵林中树立一尊最高偶像来振奋民众的精神,鼓舞军队的士气。于是,兵学鼻祖姜太公便被推上“武圣人”的宝座,“追谥太公望为武成王”,地位与“文宣王”孔子相颉颃。同时,朝廷又从历代名将中遴选出“十哲”,进入“武成王”庙中配享。春秋后期齐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司马穰苴荣幸地入选“十哲”之列,成为与白起、韩信、诸葛亮、孙武、吴起等兵家风云人物齐名的“亚圣”。司马穰苴的入选并非事出偶然,浪得虚名,实因其卓越的兵学造诣而备受后人推崇。当年,他曾以治军的高明和率师逼退燕、晋联军而闻名天下,更以撰写著名兵书《司马法》一书而惠泽后世,齐国名相晏婴盛赞其“文能附众,武能威敌”。

真正使司马穰苴进入一流兵学家行列的,并不是他执法如山、立斩违犯军纪的监军大臣庄贾的壮举,也不是他用兵如神,迫使来犯敌师望风而逃的手笔,单凭这些,并不具备在“武成王”庙做陪祭的资格。司马穰苴之所以英名彰显,傲领风骚,根本原因在于他整理总结了古司马兵法,即所谓“自古王者皆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自己新的兵学体系,“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部兵法,代有传播,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于当时的武学,成为将校必读之书。

如果说,《孙子兵法》所体现的是“狭义的军事艺术”,即论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那么司马穰苴的《司马法》所反映的就是“广义的军事艺术”,即讨论的命题涉及到军事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保障、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队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带有明显的条令条例与操典的性质,为军队建设与战争实施的规则。二者可以形成互补,无《孙子兵法》的精妙用兵艺术,打仗便失去了种种悬念,层层变数;无《司马法》的规整用兵法则,打仗便没有了一定之规和最后底线,也就不能“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穰苴的兵学理论与孙子的兵学思想相比,是毫不逊色、各有千秋的。这正是司马迁之所以欣赏《司马法》,称道其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的缘由。

司马穰苴的兵学体系博大精深,而有关治军的理论阐述,则是其整个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军的规律,这就是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司马法·天子之义》)。其根本宗旨,是要区分治军与治国的不同,要清醒地认识到两者虽都沾着一个“治”字,但彼此的差异性却是客观存在,千万不可任意混淆趋同。在司马穰苴的眼中,国家、朝廷的那一套礼仪规章万万不能搬用于军队。同样的道理,军队的法令条例也不能移作治国的工具。两者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在军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释,兵车不式”(同上)。如果哪位统治者心血来潮,混同两者的区别,必定会既在治国上捅漏子,又在治军上摔跟头,“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同上)。也就是说,如果把军队的管理方法应用于国家、朝廷,民众就会变得暴戾刚狠,温情脉脉的礼让风气就会废弛;反之,倘若将国家、朝廷的礼仪规章贯彻于军队,军人就会变成一群温驯的绵羊,尚武勇迈的精神就会被削弱乃至消失。应该说,司马穰苴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军队建设与管理的规律与特点,因此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西汉时期的名将周亚夫整肃军容,严明军纪,以致细柳营军门挡住汉文帝的车驾,就是借鉴“国容不入军”的思想、并运用于治军实践的显著事例。

“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语言虽然朴素平白,但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司马穰苴道出的不仅是治军的基本要领,更是朴素辩证法的精髓。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表述,便是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任何方法,任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具有适用性。历史上,违背司马穰苴区分“国容”与“军容”的忠告,不分场合,不分条件,不分对象,用一个模式对待和处理复杂的事物,结果导致破绽百出,甚至全盘皆输的,可谓司空见惯,不胜枚举。如当年诸葛亮起用马谡心切,拔苗助长,将本是优秀参谋之材的马谡摆放到北伐前敌总指挥的位置上,混淆了参襄军务与独当一面的本质区别。结果呢,“置将不慎,一败涂地”,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暂且不说,也害得本来可以成为优秀辅弼之才的马谡身败名裂,抱憾终天。

由此可见,避免一锅煮,防止简单化,说来容易做来难。司马穰苴能够清醒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这样高明的原则,多少表明他是真正参悟到用兵治军的奥妙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穰苴才受到后人的普遍尊重,而他的区别矛盾、不同对待的思想方法,也始终为人们提供着智慧的启迪和文化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