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名承，字朝安，小名海山。后曾用笔名梦鸥、梦鸥生、信芳、江思等。男，祖籍南京祖洪成谷村，浙江省杭州人。

诗人，翻译家。戴望舒的诗继承和发展了后期新月派与20世纪20年代末象征诗派的诗风，开启了现代诗派的时代，因此被视为现代诗派诗坛的首领，他也因为诗作《雨巷》一度被人称为雨巷诗人。代表作《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等，另有译著多种。

人物生平：

1905年11月15日(农历9月7日)，出生于浙江杭州。

1913年，入杭州鹾武小学读书，开始拥有私人阅读空间，阅读古典说部和《水晶鞋》、《木马兵》等外国童话。

1919年，考入宗文中学。

1922 年，8月，首次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小说《债》，载《半月》第1 卷第23期。9月，与张天翼、施蛰存、叶秋源，李伊凉及马天骚等在杭州成立兰社。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师从田汉，在校期间，学习中外文学和革命理论，参加实际斗争。

1925年，6月，上海大学被封。秋，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

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

1927年写的《雨巷》。1928年发表《雨巷》，并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

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

1932年，任《现代》编辑。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

1935年，春，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回国， 开除原因一说是在中法大学学习1年多时间，不上课，不按时交作业，年终也不参加考试，到了期限即回国;一说是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游行，法国警方通知中法大学当局， 这个学生不能再留法国。3一4 月，乘船回国到上海。不久，与施绛年解除婚约。先开始筹办《现代诗风》杂志。

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193 7 年，1月第3 本诗集《望舒诗稿》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抗战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耕耘》杂志。

1938年，3 月，一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月，抵达香港。8月，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

1939年，3月， 文协香港分会成立， 为适应环境，改称为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 ，戴望舒当选为首届干事， 同时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周刊编辑委员。

7月，和艾青主编《顶点》。10月，参与 文协 香港分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华漫画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联合举办的 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 的策划和筹备工作。

1941年底，因宣传革命，被日本人逮捕入狱。

1943年，1月，给穆丽娟寄离婚契约 。5 月30 日，与杨静( 丽萍) 在香港结婚。

1946年，3月，全家赴上海。8月，经周煦良介绍，任暨南大学教授,教西班牙文。

1947年，7月，因参加教授联谊会、支持进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暨南大学解聘。8月，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唐诗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史，同时兼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教音韵学。

1948年，5月，因参加教授罢课， 被上海市立师专校长串通地方法院，污陷控告，说是香港汉奸文人，出票传讯，被迫离沪，携妻女再度赴港。

1949年，2月，与杨静离婚。3月，离港抵北平。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

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情感世界:

爱情婚姻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初恋

1928年，戴望舒忧郁而强烈的感情世界里，深深地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时年18岁的施绛年活泼可爱，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

戴望舒当时寄居在上海施蛰存处，虽与施绛年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羞于启口，借诗表白，而施绛年偏偏笑而不答。戴望舒身材高大但面部黝黑，面容不雅，使施绛年不悦。对施绛年一往情深的戴望舒遭到冷遇后，他最终以跳楼相挟，施绛年勉强答应。戴望舒兴奋之际，赶紧要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施绛年父母起初是不同意这桩婚姻的，但是迫于这种情状，并在施蛰存的努力下，也勉强同意。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年举行订婚仪式，声势很大。但施绛年提出了条件：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业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这时，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因为他太爱施绛年，面对施绛年提出的条件，他只有义无反顾。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预约，他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留学。

在法国的3年中，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由于自费留学的资金不够，他只得靠译稿来挣钱。1933年8月，戴望舒终耐不住贫困，他写信告诉父亲准备回国。父亲焦急中连忙写信告知施蛰存，施蛰存迅速电告戴望舒，请他慎重考虑回国一事。接着为其筹款寄去，又电告他不要回国。

戴望舒的旅法好友罗大冈曾在文章里记载：戴望舒手上的钱花光了，生活发生问题，于是他向里昂中法大学申请接济。而戴望舒在这样的环境里并没有好好学习，只不过把此当作生活的保障而已，尤其听到施绛年移情别恋的传闻，戴望舒就更不去上课了。

1935年4月，戴望舒被中法大学开除回国。一种说法是说他因为在中法大学住了两年半，毫无成绩。另一种说法是他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西班牙进步群众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直到走时，他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罗大冈。上车时，只有罗大冈一人为他送行，学校没有给他途中的零用钱，只有一张四等舱的船票，从马赛至上海，而其他学生是三等舱，四等舱夜间连被子都没有，晚上冷得只得蜷着身子来回翻滚。

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一个不相信的传闻终于得到证实，施绛年已确实恋上她原本就喜欢的那个人，戴望舒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长达8年的恋爱终于结束。

首婚

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住在刘呐鸥的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为了抚慰戴望舒爱情的伤口，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小他12岁的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并于第二年结婚。但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两人间的感情逐渐有了分歧，他们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

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了。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如此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离婚的决心。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

再婚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两人各带一个女儿，戴咏树归杨静，戴咏絮归戴望舒。

人物轶事:

笔名由来

戴望舒原名戴朝，他的笔名望舒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纯洁幽雅。

埋头苦干

戴望舒赴学法国，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他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了法国文学史课题，他正式注册了，也缴了学费。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频频翘课，胡乱看书，认真译书。他的时间抓得很紧，沈宝基曾经对戴望舒刻苦翻译的高速度感到惊异不已：他翻译的速度惊人，记得我买来一本书，他见了对我说：借一借。借去半个月还我时说：我译完了!我惊呼一声：好家伙!这本书就是本约明高力里的《苏联时坛逸话》。罗大冈在里昂时与戴望舒曾居一室，他后来回忆说：他在里昂两年干什么呢?在我的记忆中，他成天坐在窗前埋头用功他几乎用全部时间搞翻译。

嗜书如命

喜欢看书和买书是文人的共同爱好，戴望舒嗜书如命。喜欢书的文化人，即使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光是看一看，摸一摸，也会感到其乐无穷。戴望舒最喜欢逛塞纳河左岸的书摊，他说：就是摩挲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塞纳河又是这样的窈窕多姿!戴望舒留学法国期间，虽然衣食无着，人在异乡，但只要手上有钱，总会量力而行，日积月累，竟然买了不少书。好友施蛰存对此艳羡不已，写信给戴望舒时说：听说你有许多书运来，甚想早日看见。施蛰存也经常委托他帮忙买书，两位好朋友在面对好书时，总是不可遏止地想着要去拥有它。施蛰存讲到戴望舒在信中所讲的巴黎书业的盛况时，总是会发出可怜兮兮的叹息：我只恨无钱，不然当寄你三四百元给买大批新书来看看也。珍秘书之嗜好至今未除，希望继续物色，虽无书寄来，目录也好。有读书和购书瘾的读书人，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签名送书

1929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温梓川在上海水沫书店买书，选购的书中有一本是戴望舒的《我底记忆》。当他翻开《我底记忆》仔细看目录的时候，戴望舒走向前来，态度很安详地问：你是哪一间大学念书的?念文学么?聊了一会儿天，戴望舒便向温梓川请教姓名，温梓川告诉了他，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温梓川，只是从那一叠放在书架上的《我底记忆》的书堆里，抽取了一册，签上了那个响亮的名字，赠给温梓川，叫他不要花钱买了。这时温梓川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戴望舒。可是温梓川却有点失望，他脑海中的雨巷诗人是和他的诗篇一样有色有美的，却没有想到是个生着满脸麻子的人。

文学特点：

戴望舒的语言风格较为明显，创作生涯中可大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戴望舒少年时得过天花，故而脸上留下疤痕，这使得他形成了忧郁、内向的性格。这种性格随着成长并未消退反而被他带入诗歌之中，使得他早期诗歌感伤气息较重，多写个人的孤寂心境。同时又因为受西方象征派的影响，诗歌的意象选取朦胧、含蓄。《旧锦囊》收录了诗人的十二首初作，这些诗作明显地受到当时流行的新月诗派的影响，有明显格律诗倾向，语言也多旧诗词的印迹。作品无论在意境、语言、形式上，都受到传统诗词的影响，同时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则接近格律诗派。这一时期的诗歌强调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例如《夕阳下》：晚云在暮天上散锦，溪水在残阳里流金荒家里流出幽古的芬芳。在用词上别具特色，用了带有情绪色彩的双音节词，借以表达诗人朦胧而又感伤的诗情。

中期是指《望舒草》时期，诗人在此时期经历了爱情的的挫败和人生的失意，故而这时期的作品也主要以此为素材创作，这时期的诗作自由、洒脱孕育着散文美。《望舒草》中戴望舒吸取后期象征派的诗艺精华，一改前一时期对诗歌音乐美的追求，创建了具有散文美的自由体，追求诗情的内在节奏一一即情绪节奏，挣脱了韵律的束缚，诗情自由而舒展。《我底记忆》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我底记忆》一诗，没有《雨巷》那样和谐整伤的外形，放弃了外在的、表面的韵律和格式，大胆地探求内在的诗情节奏，变格律美为旋律美，创造了具有散文特征的自由诗体。《秋天的梦》中哦，现在，我是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诗中的这些精短简单的句子,虽然没有整齐的节奏和鲜明的韵脚,但在复沓的词语中使读者感到诗句中内在的情绪,诗歌呈现出自由、洒脱的风格。

文艺成就：

戴望舒是翻译介绍西欧现代诗人的先行者，他把法国象征派诗人及西班牙的著名诗人介绍到中国，影响了当时中国文坛的创作之风，在戴望舒短暂的28年(1922年至1950年)笔耕生涯中，翻译贯穿了始终，留下了包括法国、西班牙、苏俄等国的诗歌、小说、散文、理论等数十万字的译作。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对他翻译的法国象征主义开山诗人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有很高的评价：在戴望舒之前，曾经有一些人译过《恶之花》，但他不满意，因此要自己动手来译;在戴望舒之后。又有一些人译了《恶之花》，但这一次是我们不满意了，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达到戴望舒当年的水平。

戴望舒这些优秀的翻译作品中贯穿的是他领先于时代的翻译思想，而他对翻译思想的阐述又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首先，关于诗可不可以译，戴望舒早期在《爱经》译本序文中认为诗不能译，而古诗尤不能译。而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他又认为只有坏诗才是不可以翻译的，因为坏诗本身也不存在诗的内涵。本身诗可不可以译也是一个自古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仍难以定论。而戴望舒却从诗不借重文字和韵律，诗是情绪的和谐的角度出发，看到了诗的可译性。因此，戴望舒的译诗观可以说是以纯诗的观点来看待诗的翻译的，重在阐释他的诗学理念，并非真正立足于翻译本体，这一点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创新的观点。不过他把翻译当作翻译原作的好坏的标准，仅仅对原作提出了诗的要求，却忽略了翻译主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无视翻译是涉及两种文化、语言符号和意义转化的复杂的再创造过程，就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翻译的精纯程度。

其次，戴望舒在选择翻译的书目时呈现了和同时期翻译家不同的方向，如同时期的鲁迅、郭沫若等人侧重从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的需要出发译介外国诗不同，而戴望舒则更看重翻译的文学性、艺术性功能，他在《文饭小品》、《新诗》、《诗志》等杂志上，陆续介绍了西班牙的新诗人洛尔迎、沙里纳思、阿尔托拉季雷、阿尔倍谛等的作品，他侧重于将这种翻译当做一场实验，不是主要为了介绍文本所带来思想和思潮，而是要借助译诗这一手段，为中国的新诗创作借镜新的诗体、寻觅新的诗质、探索新的语言，并以此鼓励和催促本国的新诗发展和建设。另外在翻译原则上戴望舒也强调忠实，不歪曲原作，故而他的作品往往能够保持诗歌原有的质地，虽不能完全达到，却也能够保持一种近似原作的优秀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