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

高行健(1940- )，法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画家、导演、评论家。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1987年移居法国，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因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而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语作家。直至2010年，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36种文字。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等。

生平履历：

幼年时光

高行健祖籍江苏泰州，1940年1月4日生于抗战时期的江西赣州。父亲高运同是中国银行职员，母亲顾家骝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并做过抗日剧团的演员，二人均生于破落的大家族中。1942年，弟弟高行素诞生。抗战胜利后，其父仍留在银行里，失业后当过记者，供职于私人银行及轮船公司。尽管高行健的父亲经常失业，但生活仍旧宽裕。幼年的高行健由于体弱而由母亲进行识字教育。在她的影响下，高行健对戏剧、写作和绘画均产生了兴趣。

解放初期

1950年，在时为南京军区军官的高行健表伯父的邀请下，全家搬至南京。1952年，高行健就读于南京市第十中学(今南京市金陵中学)，其原为教会学校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因此能够接触到许多的西方翻译来的著作。对这段时光，高行健回忆到：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

法文之路

受家庭和外部环境影响，年轻的高行健最初的理想是做物理学家或数学家。同时由于从小爱与母亲演戏，高行健亦产生了报考戏剧学院的愿望。由于不符合导演系的报考条件，高行健只得放弃。于是，他的理想转向了作家。参观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由于学习氛围与高行健心中遗世万年的文学熏陶的想法不符，他最终决定报考外国文学或绘画。

由于从小喜爱绘画，高行健师从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一批的会员恽宗瀛先生学画素描、水彩、油画以及泥塑，并产生了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愿望，这也得到了恽宗瀛先生的支持。但高行健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放弃报考中央美术学院。

高考复习中，高行健反思了自己学习理工的理想，并在一个下午偶然在学校图书馆中找到了一本共产国际出版的刊物，书中所描绘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巴黎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艺术家、诗人和文学家们在巴黎小酒馆里的生活深深吸引了他。因此，年仅17岁的高行健于1957年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法语专业。大学时光中，高行健主要在图书馆中度过，期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及写剧本、小说。课外，他与同学组织了海外剧社并曾用法文演戏。

文学生涯

1962年，高行健从北外法语系毕业后，在中国国际书店从事翻译工作。1970年，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期间曾到安徽宁国县港口中学任教。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9年5月，作为全程翻译，陪同巴金等中国作家访问巴黎，回国后高行健发表了《巴金在巴黎》。同年，发表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

1981年，调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同年，发表评论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1982年，与铁路文工团编剧刘会远共同创作的剧作《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83年，《车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由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被禁演。

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1985年，在北京与雕塑家尹光中举办泥塑绘画展，开始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这是高行健至今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唯一一次画展。同年，应邀赴欧洲五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丹麦)访问八个月，在柏林世界文化之家举办了个人画展，获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功，卖画获巨款四万马克，从此高行健开始了以画养文生涯，获得了更多写作上的自由。1986年，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剧作《彼岸》被禁演。

定居法国

1987年，高行健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开始在巴黎郊区巴纽里定居，起初生活艰难。1989年，成为法国具像批评派沙龙成员，以后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的年展。1992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97年，加入法国国籍。1999年，高行健的画作在巴黎参加卢浮宫第十九届国际古董与艺术双年展。

20世纪90年代期间，高行健同时以中文与法文创作。剧作如《生死界》、《夜游神》、《对话与反诘》、《周末四重奏》等。2000年10月12日，高行健小说《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因此成为了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2002年2月2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03年，法国举办高行健年以表彰他的成就。

2010年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高行健开玩笑地说自己三生有幸：第一生在中国，第二生在法国，诺贝尔奖获奖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也可以说是大难不死，又有一生，我自己开玩笑说真是三生有幸。高行健坦言，他没有想回中国的打算，他没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他认为自己现在是世界公民，在哪里生存就在哪里生根，无处不可以生根。2013年11月，高行健在新加坡接受BBC电视台访问时说：我已经离开中国26年，现在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我不了解，也不关心，我现在生活在欧洲，我更关心欧洲的文化。他同时坦言，他没有看过莫言的作品。

家庭生活：

高行健父亲高运同，曾为银行职员，1981年逝世。母亲顾家骝，曾服务南京脑科医院公职，1961年逝世。1941年弟弟高行素出生，其后成为音乐教育家，曾任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秘书长，现居中国大陆。目前兄弟二人彼此不通音讯。

高行健共有两次失败的婚姻。1962年高行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农村五年，1969年与相识12年的女友结婚。两人育有一子高杭，目前仍与母亲生活在中国大陆。高行健的第一次婚姻不幸福，但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据高行健出国后向友人透露，他们夫妻双方性格不合，妻子尤其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写呀写，直写得家徒四壁，恐怕长此以往，生个孩子也养不活。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此次婚姻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他的第一任妻子现居南京。

在八十年代他的大起大落中，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一位同事郭长慧。[6] 郭长慧也毕业于高行健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但比高行健年轻13岁。两人同在外文局工作并于1985年结婚，高行健在同年到德国当访问学者。1986年，高行健回到了中国，而妻子到了法国入读里尔高等新闻学校，毕业后成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文化与艺术节目的主持人。高行健在1987年底又来到法国巴黎，与妻子团聚。不过，第二次婚姻在1989年以失败告终。据自七十年代便与高行健一直维持着深厚友谊的大陆作家刘心武说，高行健前妻也擅法文，目前任职于法国电台，两人于八十年代末离婚，未育有子女。

据称高行健目前与一位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名叫西零女子同居。她在法国读书期间与高行健相识。

获奖争议：

2000年10月12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高行健的名字伴随着谁是高行健?的疑问，在一夜间传遍全球。自1997年达里奥福获奖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引起广泛争议。

争议首先直指评委。高行健作品的瑞典文翻译者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而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十天前，高行健将他作品瑞典版的出版商，从Forum换成了Atlantis。Atlantis出版社恰恰是马悦然一位朋友的，有媒体猜测他这样做会不会是马悦然事先走漏了得奖的结果。但高行健否认他知道结果，他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列入考虑名单，太意外了。

马悦然说：我86年就开始翻译高行健的作品，差不多他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我都翻成瑞典文。我不管别人对高行健的评价，我有我自己的评价。

美国《纽约时报》则强烈抨击马悦然：Somewhere between shameless promoter of personal interests and champion of a once little-known literary talent from China stands an unapologetic Goran Malmqvist, a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whose behavior in this years Nobel literature prize selection has besmirched the world of letters sanctum sanctorum. (在无耻的个人利益和获奖的中国无名小卒之间有一个不知羞耻的马悦然。他是瑞典文学院成员，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使这座世界上最神圣的文学殿堂蒙羞。)

德国文化部长诺曼(Michael Naumann)也公开指责马悦然：他给瑞典文学院的名誉带来了沉重打击，瑞典文学院的古怪决定总是令人恼火，但这种古怪和商业利益的结合使整个文学院都威信扫地。

由于高行健在获奖前，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都是籍籍无名，以至于他获奖后，很多作家都在互相追问高行健是谁。这个令人跌破眼镜的大爆冷门，令各国出版界一下子手忙脚乱。高行健小说唯一的英译本，是由澳洲学者翻译的《灵山》。此书出版社虽然是英国公司，但是小说却是在澳洲出版而未在英国发行。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后，英国各大书局，竟然找不到书来卖。

台湾作家李敖嘲讽道：高行健的小说，我只觉得一句话是写得比较好的：哥，你操我吧!。像高行健脱离了自己的国家，得了一个奖，我想起龚定庵的一句诗科以人重科以贵，人以科传人可知。高行健得奖，就是人以科传。

曾在80年代初期写文章介绍过高行健及其作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成晓明认为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高行健太荒唐。他说：那时我是把他作为戏剧新人向读者推荐他的作品。不知道他到法国后是否写过大作，但要凭他80年代在中国时创作的几部话剧和小说就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就太荒唐了。

大陆文学评论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认为高行健的获奖，在中国文坛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诺贝尔奖抵抗运动，无论是余华、苏童和王朔中的任何一个，都比高行健更有资格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

大陆作家从维熙表示：中国大陆有很多作家都比高行健有资格获奖，例如莫言、余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目光不够远大。

台湾作家朱天心甚至直言：比高行健有资格获诺奖的大陆作家至少有两位数!

德国文坛评论界教父赖西拉尼奇(Marcel Reich-Ranicki)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诺贝尔奖评委会的一项错误、一桩丑闻!我并不反对中国人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对于评委会拿它当政治目的、手段来滥用却无法苟同，这应该不属于文学奖的功能。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则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诺贝尔奖评委会作出这样的决定?高行健的作品不过是中等水准，中国还有许多比他更好的作家!

美籍华裔评论家曹长青表示，高行健作品被禁，反而令读者产生好奇，盲目追捧。中国政府禁止高行健的作品进入中国，是帮了高行健的忙，如果高行健的那些小说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出版发行，他的作品之糟就会被更多的中国读者和评论家去评论。

由于高行健流亡作家的身份，中国官方并不认可高行健获奖。人民网专稿《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最后表示：这次文学评选，可以说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不论从评选的衡量尺度、工作方法和评选人组成看，诺贝尔基金会都必须做彻底改革。对此，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早就提出多次呼吁，这次文学评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呼吁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诺贝尔基金会需要诺贝尔奖金保持信誉，那就应该听取世界各国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呼声，趁早开始彻底改革。 中国作家协会表示：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

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的行动再次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

对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表示：诺贝尔评委会并没有政治目的，颁奖给高行健是基于他的文学成就，而非他的政治立场。瑞典文学院在新闻公报中指出，高行健的长篇巨著《灵山》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罕见文学杰作， 也是一部朝圣小说。

也有不少人支持高行健。台湾诗人洛夫认为这些负面批评是酸葡萄作用。台湾作家龙应台表示，高行健是少数能以华文写作直接打入欧洲主流社会的中国人，他的作品视野宏大、观点精辟、思虑深层。香港作家董桥表示，高行健的作品极具创意，永远不会重复自己，视野广阔，气势不凡，成就是世界级。作家刘再复认为《灵山》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但知音很少，非常孤独。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方梓勋认为高氏作品着重人性描述，带有个人主义色彩，有时亦会掺入佛学和禅的思想。戏剧方面，方教授认为故事性不强，但因为充满人性，容易令观众投入。他估计，这可能并非高行健的本意，但观众会有同感。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理事长王吉隆则认为，高行健的作品很有民族性，他将西方现代文学技巧和东方精神融为一炉，并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诠释出来。大陆作家王朔认为高行健非常了不起，因为高行健除了中文之外，还能用外语(法语)写作，但他认为高行健不算中国作家，而算华裔作家，因为高行健拿着法国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