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

国　殇

作者：霍达[回族]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远。 ……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屈原：《九歌?国殇》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蜀相》 危险信号：新星早殒、栋梁先折、他们没有晚年。这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吐青。

一元复始，国秦民安。丁卯年的春节刚过，空气中还飘散着鞭炮的硝烟：元宵节在即，街头的摊商争售白生生的汤圆。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远离城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后一站，生者与死者分手的场所。一派肃杀，满目萧索。

大礼堂中，沉重的哀乐被数百人的哭声所淹没。人们肃立着，垂下痛苦的头颅，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当中有中央领导人和名闻遐迩的科技界专家、权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钱学森、卢嘉锡、严东生、周光召……礼堂正中和两侧摆满了花圈，下款署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万里、严济慈、张劲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悬挂着死者的遗像，一张苍白清瘦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满头青丝。与送葬行列中的那些白发老者相比，他还那么年轻!在他的面前，白色的挽联上令人触目惊心地写着： 新星早殒…… 栋梁先折…… 是的，他是一颗灿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但是，却突然殒落了，折断了!举世瞩目的数学家张广厚从此离开了他的数学王国，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年仅五十岁!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主持遗体告别仪式。痛失战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声，“遗体”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广厚，你正值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遗体”! 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读者来说，张广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为它早已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一九六二年，张广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

从那时起，他与杨乐长期合作，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系统化地写成专著《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从而震动了全人类的数学界!“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论中三个重要概念，芬兰著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曾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某种关系，并且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十年之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近四十年来，国际上许多著名数学家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力图证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张广厚和杨乐认为：前人辛辛苦苦地试图证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之所以欲速不达、白费力气，症结在于“南辕北辙”；他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联系。他们用了十年时间，砥砺琢磨，锲而不舍，终于成功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他们发言之后，奈望利纳激动地作了长篇评论，他说：“我的猜测被否定了。

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们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高质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杨乐、张广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张定理”被载入史册，使他们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骄傲，像陈景润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一样，他们是数学王国的勋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子! 他们的这一杰出成果，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红杏出墙，该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可贵!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张广厚的学术成就，他年方四十，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动耽误了青春岁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运儿、佼佼者，属于令人羡慕的大器早成；一九八七年，他刚刚过了五十岁生日，却溘然长逝，与那些历尽劫难仍然健在的前辈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扼腕太息!登上“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高峰，在“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当“无限风光在险峰”之际，谁又能够料到，生命留给他的仅仅只有十年!这十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为旺盛的十年，人生和事业都趋于成熟的十年，比金子还要宝贵万分的十年，他觉得面前的路还很长，他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却不知道这一切都要很快地结束了。他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也不可能研究：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他把这个非数学的命题留给后人了，留给他的师长，留给他的领导，留给他的战友，留给他的亲人，留给那些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同代人，留给他匆匆而过的这个时代。 张广厚之死，带给人们的震惊决不亚于他十年前的一举成名。一个天才，却为什么这样短命?难道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还养不活一个数学家，不能给他的工作、生活、医疗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提起张广厚，读者也许以为像他这样的名人一定会拥有舒适的住宅，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有完备的保健条件，如稀世珍宝般地“供养”起来，万无一失…… 那么，我们不妨去拜谒一下数学家的故居。

这儿，就是这儿。在京城北郊马甸的两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里，张广厚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是张广厚自己动手用砖头隔成的“两间”房，这边放一张双层木床，住着妻、女，那边放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破旧的两屉桌，一把木椅，权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同不可或缺的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每天，他骑着自行车绕过大半个北京到远在西郊的“科学城”去上班。回到家里，还要买菜、捅炉子、做饭、哄孩子。

张广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劳的丈夫主动担起在常人眼里似乎应由妻子承担的繁重家务，两个女儿都是他带大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需要这位大数学家去精心运算、巧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读研究生时，大女儿就已经出生了，他每月四十二元工资，除了这个小家庭的开销，还要寄给唐山的父母二十元，父亲是早年伤残的老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作为长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矿工的儿子张广厚是半工半读上完中学考入北大的，毕业了，挣钱了，自然更得养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七元，再扣掉这个爱书如命的人的买书钱，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一九六七年，他研究生毕业，工资调到六十九元，二女儿又出世了，这六十九元工资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却从未间断奉养双亲。

至于他的工资终于提到了一百九十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们尽可以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去揣测：在经济拮据、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消耗，到底靠什么去补充、去支撑? 靠的是他对于事业如宗教徒那样虔诚而坚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烁着贫贱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数学!”为了他心目中那神圣的数学，张广厚可以忍受一切，当他的神思在数学王国遨游的时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却!骑车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怀抱婴儿唱催眠曲的时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饭的时候，仍然在思索。他会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寻找纸笔；他会在炒菜锅里油沸之际，突然转身去演算数学。“爸爸，锅烧着了!”女儿在惊呼，他如梦方醒! 也许正是这忙乱的节奏、拥挤的斗室，造就了他独特的工作习惯。

他很难在那张全家人共用的两屉桌上踏踏实实地用功夫，反而觉得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他那张单人床上，头脑才格外清醒，彻夜不眠，辗转反侧，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张广厚正是在这陋室中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丈夫潜心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是怎样忍受着贫困的煎熬甚至忍受着饥饿。他拿着论文的初稿去请教导师，早晨离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面粥。在老教授的容厅里一坐几个钟头，那点儿棒子面粥早就顶不住了，他想抽支烟压制一下食欲，兜儿里的那盒价值一毛九分钱的“战斗”牌香烟却拿不出手。也许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异样，也许听到了他的饥肠辘辘，及时地中止了他们之间那严肃而又热烈的理论探讨，说：“你饿了吧!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饭吃的是什么滋味儿! 妻子记得，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她和广厚是怎样过的那个“马年”。

大年三十一早：广厚就把孩子都打发到堂兄家去“过年”，他自己则拉上妻子帮他查资料、校文稿，在年头岁尾作学术的“冲刺”，从早上六点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终于把五万字的论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团圆，普天同庆，而在数学家张广厚的寒寓里，夫妻两人这才想起来吃一点儿前天的残汤剩饭。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顿“年饭”吃得多香! 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再看看这儿吧，这是张广厚现在的家。位于“科学城”中的数学所宿舍楼，给了他三间，真不容易。

但乔迁新居已是一九八三年了，比成名时间晚得多! 在新居里他当年那张裂着大缝的旧两屉桌还显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尽其用”，只不过已经摆在女儿的房里了。女儿不忍心让爸爸再在这张破桌子上演算，广厚终于有了一张写字台，他可以从倚枕苦思的境况中解脱了，伏案挥笔，通宵达旦，次日早晨留下满满的一碟烟蒂…… 我们曾经为镭之父比埃尔?居里至死没有得到一间实验室而遗憾，我们当然应该为数学家张广厚生前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而欣慰。然而，这却来得太晚了。就在张广厚搬入新居的一九八三年，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年，他那顽强的生命最终没有战胜病魔! 杨乐说：“张广厚患病期间，组织上不惜财力、物力挽救他的生命……”是的，谁也不会怀疑那里的领导会为“挽救”这位数学尖子而吝惜钱财，但是人们仍然不可理解：张广厚患的并非不治之症，而只是寻常的乙型肝炎，为什么偌大京城、诸多医院却对此无能为力呢? 医院也有难言之苦。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地处“科学城”，担负着这个地区一百二十五个单位共十七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有一千一百人，知名科技人材二百多人，平均每天门诊量两千一百人次，但是，这个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仅有七人，主治医师四十八人，医师六十六人，医士十四人。

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差，化验室的多数仪器都是五十年代购进的，化验增控指标不准确，与临床结果不符。病床少，住院病人多，拥挤不堪，供应室年久失修，漏雨，无菌消毒难以保证……一九八七年卫生部责成海淀区几大医院对口检查，结论是：这个医院还不如公社卫生院! 要知道，这可是在“科学城”为那些科技界的“尖子”们看病的医院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在指责医务人员时未必知道这一切! 张广厚的病使唐山人不安。你是矿工的儿子，是唐山的骄傲，在北京治不好就到家乡来吧，住咱工人的医院，喝咱家乡的水，吃咱家乡的饭，补补你的身子吧!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让你养得棒棒的，再送回北京去，给咱唐山、咱中国争取更光彩的脸面!唐山的父母官和乡亲们心心尽力地疼爱这个偏心儿子，组织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并且把牛奶、瘦肉、海参、对虾、花生仁、核桃仁、蜂王浆……恨不能一口都给他灌下去，巴望着他的病快好，巴望着他胖起来。 故乡的温情使张广厚热泪盈眶。他感到身上有力气了，肝不太疼了，他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急于要工作。

他不能白白地吃家乡的偏食，不能愧对父老乡亲啊!可是，回到北京一检查，各项指标都高得惊人，他的肝病没有好，反而加重了，突击性的“大补”给他那虚弱的肝脏增加了负担。难以承受了!“营养价值再高的食品也已无法弥补他二十几年来身体的亏损了。”与他并肩战斗、一起成名的杨乐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张广厚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才猛然醒悟：“现在大家都在竞争，谁的身体好，谁就能胜利!”也只有到这时候，才更加意识到时间的可贵!躺在病床上，他没有真正休息一天，而是拼上最后的力气，争分夺秒地整理和完成应科学出版社之约、展示他的科研成果的书稿。是的，他的时间太少了。

成名之后，他光荣地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新长征突击手，并且担任了北京市科协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京区直属党委委员、数学所党委副书记、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很少有人能赢得他这么多光荣，但这些光荣却是以牺牲科学家的时间——生命为代价的，成为“名人之累”!各种各样的会议，没完没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事务诸如分房子、查卫生、提职调资……和他的函数理论有什么关系?下了班还有人追到家里来，他还必须耐心地倾听这一切，处理这一切。客人走后，时间才属于他，却已是半夜了。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报告”，从大、中、小学到团体机关，都想请这位名人讲一讲，不是讲他的函数理论，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他又是那么认真，每篇讲稿，他都得像作文章一样去想、去写、去反复修改，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比写学术论文还麻烦，太难为他了。这个“抛弃一切，只要数学”的人，这个在青年时代连谈恋爱都嫌耽误时间、嘱咐未婚妻“少来信”的人终于病倒了。推开了这一切，时间才属于自己。

他写着书，还在想着以后要写的论文，说起码还要写出十篇中等水平以上的文章；他还在想着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计划，要把已经开创的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但是，他突然去了!抛下这一切永远地去了! 花丛中躺着他那高大却又虚弱的身躯，他的枕边摆着平生仅有的一部著作：《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二十五万字，出版于他去世前一个月。短短的一生，他只留下这一本书，本来，他还可以再写好多本! 面对他的遗体，任凭人们痛哭也罢，饮粒也罢，哀叹也罢，感慨也罢，对于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告别仪式的规模、治丧委员会的规格……这些都是给活人看的，他并不需要这样的“哀荣”，他只需要继续活下去，安安静静地、专心致志地、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无后顾之忧地从事他视如生命的数学研究，却永远也不可能了!活着的、为他送葬的人们哪，如果你们手中确有权力做到这些而并没有做到，那么，面对他的遗体不感到愧疚么? 张广厚英年早逝的消息震动了海内外。一九八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正在美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我国著名数学家钟家庆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了这一噩耗，感到“不啻是轰雷式的震击”! 钟家庆和张广厚是北大同学，又同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三十多年来，同窗挚友，情义笃深。钟家庆也非等闲之辈，他曾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专攻多复变函数论，在华罗庚、陆启铿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创见又有精湛的技巧，显示了高度的才华。

他在科技大和清华度过“十年”劫难之后，于一九七八年重返数学所，明知多复变函数的现代研究需要分析、几何、代数的很多知识和工具，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丧失了多年宝贵的光阴，仍决心追赶数学主流，致力于研究复几何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在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关于“紧致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获得了最佳估计。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敦明教授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曲率非负的紧凯勒——爱因斯坦流形必为厄尔密对称空间。他三次赴美，先后在史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进行首次学术合作与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在新设立的“陈省身数学奖”的首次评选中，以高分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