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

左权

    左权(1905.3.15—1942.5.25)，原名左纪传，字孳林，号叔仁，湖南醴陵人，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

    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东冲铺黄茅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就痛恨贫富不均的旧社会．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来，少年左权怀著极大义愤，写下“毋忘‘五·七’国耻”六个大字，贴在背上，在村里四处宣传。他还邀集同学们书写和张贴反帝标语，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左权的爱国热情，使村里的群众深受感动。

    一九二一年夏天，左权在族人资助下，考入醴陵渌江中学学习。渌江中学原名渌江书院，最初建于末代，是湖南著名的学府。五四运动后，革命的新思想在这里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并成立了进步团体“社会科学研究社”。左权积极参加“社会科学研究社”的活动，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九二三年冬，孙中山在广州筹办陆军讲武学校(又称湘军讲武堂)，程潜派人到湖南招生。左权和三哥左纪棠积极应考。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和张际春等二十余人去广州，先在军政部大本营当兵，三月，参加了陆军讲武学校开学典礼，开始了紧张的军校生活。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创建后，在周恩来建议和帮助下，左权等一百八十余名同学转入该校，编入第一期学习．左权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时，左权是负责人之一，他在与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二五年二月，左权随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不久，又参加了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左权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十月，在第二次东征中，左权在程潜部任卫队营连长，忠于职守，不怕牺牲。十一月，他被选拔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左权在苏学习期间，勤奋刻苦，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目，必一一阅读，并标出要点。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战术作业也很出色。因此，他深受教员的器重和同学的称赞，被誉为最进步，最诚朴、最出色的学员之一。

    一九三○年春，左权以优异的成绩，从苏联陆军大学毕业，与刘伯承，陈启科、刘云等秘密回国，经满州里抵达上海。不久，党中央派左权到江西中央苏区做军事工作．行前，他将在苏联学习时使用的一部分书籍寄回家中，并写信表达自己的革命信念。他写道：“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乡，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毓林，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五月，左权经厦门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派邓发到闽西传达会议精神，将红二十一军、红二十军合并为新，十二军，左权任军长。不久，左权又奉命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参谋处长等职，参加粉碎敌人反革命“围剿”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旅长董振堂等率领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全军一万七千余人毅然投钊人民的怀抱。

    宁都起义爆发前，朱德同志曾接见了前来向中央请示的二十六路军党组织负责人，并在瑞金叶坪红军司令部主持召开了军委会，左权和叶剑英、王稼祥、刘伯坚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对二十六路军的起义作了详细分析和部署。会后，中央军委派左权和王稼祥、刘伯坚等和二十六军进行联络和指挥起义工作。

    起义胜利后，部队开进苏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红十五军，党中央派左权任该军政委。

    当时，起义部队中的军阀主义相当严重，许多军官以打骂，训斥、惩罚作为管理士兵的手段．左权到任后，坚决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将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带兵方法，反覆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教育，并抓紧党的建设，依靠士兵中的积极分子，向各种恶劣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强调要尊重人格，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实行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军阀主义是头号敌人，必须首先打倒它。”这对整肃军阀主义残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左权十分注重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常和干部，战士们在一起谈战斗、谈学习、谈生活。左权的知识很丰富，谈话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从三皇五帝，日月星辰，到战略战术，无所不谈。有时，他还讲起苏联红军在西伯利亚冒著严寒同敌人作战的故事。他讲话生动、形象、风趣、很有吸引力．他到部队检查工作时，战士们都高兴地聚拢过来同他交谈，官兵之间十分亲热。左权诚恳、坦率、和蔼、俭朴，给指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二年二月，红一方面军奉命攻打赣州，左权率红十五军参加作战。不久，毛泽东在赣县江口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前线紧急会议，决定由赣州撤兵，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组成东路军，攻打福建漳州。左权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接受了重要任务。

    漳州，为闽西军阀张贞的老巢。四月初，红十五军担任侧翼，经长汀，上杭，进攻龙岩。七日，左权等率部队将驻守龙岩小池的敌前哨补充营及民团全部歼灭，解放了龙岩城。接著一鼓作气，乘胜突破南靖、天宝防线，歼敌一四五旅大部。二十日，胜利攻克闽南重镇漳州城。战斗结束后，左权率红十五军在南靖、天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我军的群众纪律，使红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又受到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

    不久，左权被任命为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左权已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职务，在漫长的长征路上，协同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担负全军的先遣任务。左权的工作极为紧张，每到宿营地，别人都休息了，他却带领参谋们勘察地形，部署警戒，了解部队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去电汇报，考虑和安排第二天的行军作战。

    红军在赣南突破敌人第一、二道封锁线后，广东军阀急忙从韶关赶来，准备在乐昌一带沿粤汉线堵截我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左权指挥侦察部队迅速控制了乐昌一带的铁路、车站及附近的九峰山要隘，保证了方面军安全通过了敌人又一道封锁线，到达湖南宜章。

    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通道城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放弃北渡长江，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红军进入贵州后，首克黎平，继而朗施秉城方向挺进。接连几天的急行军，许多同志的鞋底全磨透了，脚上起了血泡。二十五日，天刚擦黑，军团侦察科长刘忠和战士们一到宿营地便躺下睡熟了。左权派通讯员找来了刘忠，“你们很辛苦，”左权严肃而又体谅地说：“应该好好睡一觉，但现在客观情况不允许。你必须带侦察队连夜出发，天亮前占领施秉城东山，弄清敌情，立即向我报告，并相机占领施秉城。”

    刘忠考虑部队连续行军，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两个小时再走。左权果断地命令道：“不行！必须马上出发。如果我们的指挥员稍有二丝的疏忽，就会无益地丧失成千成万的生命，就会放过消灭敌人的良机。记住，这是关系到全军行动的问题。”刘忠看到左权被雨水淋得湿透的军衣，红肿而布满血丝的眼睛，毫不迟疑地带领侦察排和便衣班连夜出发，急行军九十里，天亮前向施秉城发动突然袭击，敌人万万没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慌乱中六部被歼，剩下的做了俘虏。这时，左权率领的前锋部队开进施秉城，准备新的战斗。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布署。五月，红军到达四川泸沽一带，左权根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命令，与刘亚楼率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部及军团侦察连穿越小相岭，经越隽朝大树堡方向活动，钳制和吸引大渡河对岸富林之敌，掩护我军主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在越隽城，左权命令全部释放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中的数百名彝族百姓，并亲自同彝族代表淡话，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二十六日，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第二天上午，左权和聂荣臻等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工作。之后，左权率红一军团一部与刘伯承、聂荣臻沿河而上，胜利攻占了泸定桥。

    在长征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左权清楚地看到了王明“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看到了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一九三五年三月，在遵义附近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左权谆谆叮嘱警卫人员，要认真练奸枪法，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七月，红一军团在毛儿盖召开团政委以上干部参加的政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左权在讲话中，热烈拥护党中央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他要求各部队积极贯彻党中央决议，抓紧时间筹粮，为过草地做好准备。当部队到达阿坝，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暴露后，左权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率领部队继续北上，圆满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左权非常关心党中央的安全，亲自命令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肖忠渭，带领警卫连、工兵连到吴起镇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

    十一月，左权率红一军团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敌军一○九师，活捉敌师长牛元峰，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六年五月，东征的红军回师陕北，中央军委决定由左权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与聂荣臻政委一起率部西征。他们指挥红军横扫三边，在甘肃会宁地区同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在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部三个旅，取得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大捷。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指挥部副参谋长，随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健儿誓师出征，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从此，他参预指挥了我八路军许多主要战役，并领导了我军建设工作的规划，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九月二十三日，八路军总部到达五台山，随即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了对敌作战计划。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旗开得胜，在平型关全歼日寇精锐部队板垣师团千余人。在前线，左权亲眼目睹了祖国大好河山横遭践踏，骨肉同胞饱受凌辱，心情深为悲愤，他大声疾呼：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的惨祸巳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只有奋起抗战，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在给母亲的信中，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定决心。他写道：“……我军在西北战场上，不仅取得了光荣的成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亦极表好感。他们都喊著：‘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

    太原失陷后，日军沿同蒲路南侵，锋芒直指风陵渡。为了稳定华北局势，坚持敌后抗战，八路军总部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我军的作战部署和军事力量配备等问题。朱德、彭德怀、左权、薄一波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左权根据抗战中敌强我弱的特点，提出了打日寇也必须吸取红军在五次反“围剿”斗争时期的经验教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说：“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二千人。他们装备好，我们可以三个团打他们一个团。”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以四万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两路进攻临汾。朱德、左权率总部朝晋东南山岳地带转移。二十三日，部队到达安泽县古县镇时，与从东阳关西进之敌一个旅团突然遭遇。这时，总部只有两个警卫连，情况万分危急。为了牵制敌人，争取时间，掩护晋南友军和群众安全转移，左权指挥警卫连与敌短兵相接，激战四日。有一次，他率一个警卫班与三百多敌人骑兵周旋了两个多小时，保证了朱总司令和总部机关的安全。不久，他亲率警卫团参加战斗，协助朱总、彭副总司令粉碎了日寇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这次战斗的胜利，奠定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左权很重视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工作，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各界人士，扩大我党的影响，增强抗日的力量。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在山西沁县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讨论和制定了晋东南地区国共两党抗日部队统一对敌作战计划。会议中，左权同国民党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一六九师师长武士敏等亲切交谈，并在会上发表讲话，阐述我党的抗战方针。

    对于国民党顽固势力，左权根据党的一贯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六个军在日寇的配合下，进攻山西青年抗日决死纵队和八路军，造成震动全国钓“十二月政变”。同时，胡宗南祁也向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一九四○年春，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来到八路军总部，气势汹汹地要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左权在接待他时耐心而严肃地指出：八路军的根据地是我们用鲜血从日寇手中夺来的，你们不是要地盘吗?有的是！请你们把日寇占领的广大沦陷区夺回来。如果你们进攻根据地，我们是要自卫的，希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八路军同心协力，团结抗战。但朱怀冰执迷不悟，在蒋介石的密令下，继续向我发动进攻。对此，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三四四旅为主力的太南部队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由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太南、豫北地区的反顽斗争。三月五日，左权来到陵川，指挥第二纵队所属部队组织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经四天激战，共歼灭了朱怀冰九十七军军部、两个整师及其它游杂武装万余人。从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为了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朱德、彭德怀、左权签发预备命令，指挥八路军于八月开始，在华北敌后全线出击，发起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的指挥部——武乡县砖壁村奶奶庙里，左权每天晚上端著蜡烛，面对墙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细心地察看，精确地标明我军的行动路线和作战方位，研究怎样才能更有效地破击敌人重要交通线上的桥梁、隧道、车站。他完全沉浸在这次战役的计划中。八月二十日午夜，左权虽已成竹在胸，但仍为今后战役的发展而焦虑，吃不好，睡不下，在屋里和院中徘徊。等捷报传来后，他更加忙碌于不断研究战况，以扩大战果。二十六日，左权与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务部队，指出：“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个团，于二十日晚已开展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

    十二月三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它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全国人民以胜利的希望，给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以有力的支援。左权写了《论百团大战的胜利》一文，分析了这次战役取得胜利的原因。

    一九四一年，日寇为了及早结束侵华战争，以便抽出兵力进攻南洋和苏联，于是将其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伪军的全部集中到解放区战场，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左权指出：“一九四一年是抗战中空前困难的一年。”在这极端困难的时期里，左权一面辅佐彭德怀指挥华北抗战，同时，进行了大量军事理论研究工作。他的军事论著《战术问题》、《论我军的后勤建设》、《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军事理论的原理》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左权主持了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后勤工作会议，作了题为《论我军的后勤建设》的报告，对抗战新阶段的我军后勤供应工作进行了详尽具体的论述。这次会议，对于坚持敌后抗战和我军部队建设，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一九四一年三月，经过周密的准备，左权又主持召开了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作了《各种情况下的后勤工作》的讲话，对各种情况下，特别是作战时的后勤工作作了认真说明。朱总司令对左权的军事才能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在后勤工作、参谋工作方面有许多建树，在军事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这是针对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而提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元旦刚过，左权就在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麻田召开了警备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认真贯彻党的精兵简政政策。他说：“财政是目前的严重问题。因为一年多了，我们领不到军饷和弹药。几年来坚持残酷的战争，使根据地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有很大消耗，人民负担更重了。”他叙述了目前财政开支的状况，从服装、小米、步枪、子弹算到笔墨，纸张、电池。他说：“这一切都是老百姓发给我们的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坚持更残酷的战争，就必须坚决地实行精兵简政，更好地开展节约运动，生产运动……”接著，他对怎样开展节约运动，从小自一个麻纸信封要用四次，到大至要求每个指挥员、战斗员在战斗中，应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等等，都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归结为：“总之，一切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左权还撰写了《坚决执行精兵政策》一文，全面论述了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方针和意义，说明了在具体实施这一政策中的各种问题，规定了安排处理编余人员的具体办法。

    在日寇的频繁“扫荡”，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八路军总部发布指示，号召抗日军民加紧生产，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提出每年生产三个月的粮食，蔬菜全部自给，一切办公费自行解决。左权捐出了自己的全部津贴，和战士们一样吃野菜、野果，节衣缩食，过著极其艰苦的生活。在左权领导下，干部、战士在驻地附近的清漳河沙滩上开荒。他和罗瑞卿同抬一只大筐，并向大家呼喊鼓动口号。经过大家的努力，总部机关开垦出数百亩土地，种上了各种秋季作物。他们又在清漳河边用大石头筑起了拦洪坝，挖掘了几道水渠，把河水引进田里。在庆祝开荒胜利的联欢会上，左权兴致勃勃地说：“鬼子想把我们困死在太行山上，可是八路军神通广大，把荒滩、荒山、荒洼洼，都变成了宝地、良田，群众也开展了生产运动。抗战，抗它个十年八年，只要日本人愿意，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一九四二年五月，晋东南周围之敌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等开始频繁凋动。二十三日午时，总部突然接到前线拍来的电报，说敌人从正太、同蒲、平汉铁路沿线抽调了三万余人，布置了五道封锁线，准备对八路军总部进行奔袭合围。左权接到电报，立即请示彭副总司令，然后召开总部紧急会议，制定了突围计划。黄昏，总部开始转移。二十五日，由于总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北方局、中央党校等机关单位几千人拥挤在一起，又携带了大批辎重，行动很不方便，转移进度缓慢。当他们陆续通过偏城，进入十字岭一线时，一万多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压来。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左权果断地命令警卫人员保护彭总冲出重围，他则始终和掩护部队在一起战斗。那天，天上，敌人飞机轮番轰炸；地上，密集的炮弹从山下射来。左权不顾个人安危，沉着地指挥部队向前冲。他号召战土们：“太行山压顶也决不弯腰，誓死保卫总部安全转移！”当冲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左权发现担文件箱的同志还没有上来，就叫警卫员去找。他说：“你快去找，不要为我担心。”警卫员刚走不一会，一颗炮弹突然飞来，左权高喊：“同志们卧倒！”只听“轰隆”一声，炮弹往左权身旁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参谋长！参谋长……”十字岭上硝烟弥漫，战士们急切地呼唤著左权的名字……。

    左权在辽县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延安，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等手持电稿默哀良久。周思来从重庆发来专电询问情况。延安各界群众、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集会痛悼左权。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撰写悼文悼祷，深切怀念这位无产阶级的名将。为了永远纪念左权，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山两省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河北省邯郸市举行公祭，将左权的遗骨由涉县石门村移葬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供全国人民凭吊、瞻仰。左权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正如朱总司令听说：“左权同志牺牲了，他牺牲于抗日战场上，他的牺牲是光荣的，他的名字将要永存，他的功业将永垂青史，他的人格操守，将永为我们未死者的楷模。”

    左权生前军事译著甚多，曾译有《苏联国内革命战斗的红军》、《合同战术》、《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与刘伯承合译)等，并在八路军报刊上发表过《论军事思想的原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