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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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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   中文名称: 徐向前   又  名: 原名徐象谦 字子敬   生 卒 年: 1901~   国  别: 中国

  生平简介

  徐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徐象谦,字子敬。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1917年因贫困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1919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1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均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封建思想,被校方辞退。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9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毕业后留校任排长。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由共产党员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司令部参谋。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在工人赤卫队中任第6联队队长,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训练。广州起义中率队苦战3昼夜,后转往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领导开展东江武装斗争。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弱小的红军挫败国民党军队发动的3次“会剿”,歼灭大批地主武装,扩大了武装割据地区。同年11月,与31师党代表戴克敏共同总结鄂豫边斗争的经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提出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方针,运用集中作战与分散游击、号召群众参加红军作战、敌进我退和敌退我进、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游击战争的原则,使鄂豫边红军的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30年春,任红1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乘军阀在中原地区混战之机,率部转战于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段,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以避强击弱、声东击西、灵活多变的战法,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红4军军长,与政治委员曾中生率部南下,1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7个多团。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4军军长。1931年5月,正当国民党军筹划第三次“围剿”时,先敌之机,以“飘忽”战术在外线寻歼敌人,采取围点打援、诱敌深入、击敌一路、各个歼灭的方针,组织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进攻性战役,歼敌正规部队近40个团6万余人,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鄂豫皖红军至此发展到4万余人,根据地也迅速扩大,在26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口达350万。在此期间,对张国焘军事指导的错误和“肃反”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2年10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在向西转移中,因敌众我寡,四面受敌,在鄂陕边界漫川关陷入困境。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的错误主张,果断指挥部队集中突围,转危为安。随后,他指挥部队翻秦岭,涉汉水,越过大巴山,历尽艰苦,行程1500余公里,连续击破国民党军10余万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苏区。1933年2月起,采取以逐步收紧阵地为特点的运动战战法,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随后又指挥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川陕根据地人口达400余万。1933年11月~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在参与领导开创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红军的政治建设,主张大力加强对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教育;倡导红军内部发扬民主精神,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主张从严治军,把爱护士兵与严格管教统一起来,把民主与纪律结合起来。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共同制定了不拿穷人一针一线、对穷人态度要和蔼、积极宣传红军主张、获得物资要先顾伤员等10项军纪。并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因势利导,培养出一批各具进攻、防御、夜袭、追击等战术特长的“拳头”师团;注重部队的作风建设,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培养锻炼了红四方面军“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

  1935年春,指挥广昭、陕南、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并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通道。同年9月,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联名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进。在中共中央和第1、第3军北上后,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待机打开到新疆的通路。西路军浴血奋战4个多月,歼敌约2万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与陈昌浩离开部队,去党中央汇报。在途中历经艰险,于1937年6月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4月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提出要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提出具体的战术要求和实施计划,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正确的政策,收编和改造各色旧式武装,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动的武装磨擦,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起,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同年6月奉调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与此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普遍组织各种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底返回延安。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主力进军大别山后,他负责主持军区的工作,并指挥留下来的少量部队和地方武装,于同年年底进行了运城战役。1948年3~5月指挥临汾战役,针对多数部队刚由各分区地方武装升级编成、新战士多、装备差、缺少攻坚经验等情况,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狠抓战前战中的训练和教育,使部队战斗力迅速提高,攻克了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巧妙的战法调动敌人,连续作战,分批歼敌,以6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万,解放县城14座。1948年10月~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曾与刘伯承共同负责战略研究工作,并主管空军、防空军及民兵工作。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坚持毛泽东建军思想,坚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重视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建设,注重军队中的人才培养、军事科学研究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198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要加强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并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以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9月21日于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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