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

傅作义

    傅作义(1895.6.24-1974.4.19)，字宜生，山西荣河安昌村(今属临猗)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爱国将领，杰出的军事家、统帅。

    傅作义是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人，生于1895年6月27日。祖上世代务农，他的父亲傅庆泰，生有三子一女，长子作仁，三子作良。傅庆泰起先从事背人过黄河(从河叉到渡口)的苦力活，每背人过河一次得制钱两枚。后被雇为船工，久之稍有积累，同人合伙租船，从河津运煤到潼关。积利渐多，得以买船独家经营运输。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逃往西安，傅庆泰运煤售给皇家，得利甚厚，旋设立了若干商号，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傅庆泰因出身贫微，不为邻里所重视，乃决心让作仁、作义二子投身军界，以提高社会地位。

    傅作义年幼丧母，由继祖母傅王氏抚养。因他聪颖，记忆力过人，深得祖父母的钟爱。有一天，私塾先生讲授《论语》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时，他的叔父傅庆玉和哥哥傅作仁汜不住，而在书房外玩耍的傅作义却背得烂熟。傅作义六岁进本村私塾读书。后来到离村五六里的白马庙上学。那时他读《论浯》、《孟子》和《左传》等，理解力很强，唯独珠算课成绩不佳。他请求同学帮助，反受讽刺，遂决意刻苦攻练。终得满分。通过这件事，他得到了启迪。从而树立了干什么事，只有自己努力才有听成就的观念。后来给孩子们起名也叫自励、自奋、自勉等。七八岁时，最喜爱游泳，他在小池塘里不能满足要求，就偷偷到黄河里去游。骑马也是他喜爱的一种活动。一般小孩不敢靠近马，怕踢著，他骑上没有鞍子的马，奔驰于村东和村西，毫无惧色。春季农村常有旋风，那时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说旋风是鬼。当有旋风时，其他小孩都喊“鬼来了”，即跑开，他却跑进旋风里用树枝棒乱打，过后哈哈大笑，说：“我和鬼大闹了一场。”因此，村里有人背后说：“这个孩子天下怕，地不怕，长大了，好了可能成才，不好，很可能是傅家的败家子。”

    1905年，傅作义进荣河县立小学读书，功课成绩名列前茅。1908年升入运城河东中学。次年，同张金强女士结婚。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剪掉辫子，参加山西起义，担任学生军排长，奉命随起义军总司令姚维藩开赴娘子关抵御清兵，后闻山西起义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敢死队南下，偕同薛笃弼等追至运城，参加李岐山率领的起义军攻打临汾城。1912年，他被太原陆军小学保送到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深造(亦称军官预备学校，。放假回家时，告诉父亲因郊游欠了二十两银子的债。傅庆泰未责骂一声，即带他到黄河边，父子二人脱掉鞋袜下水。时值初冬，水冷刺骨。傅庆泰告诉他：“我的银子是这样挣来的。”回家后，父亲在秤银时手不停颤动，二十两银子，取上放下，秤了约计半小时。从此，傅作义生活一直简朴，从不多花一文。191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种。1918年，毕业分配回山西，在阎锡山部第十团当见习军官，不久转任排长、连长、营附，第三年升任第十团少校团附兼团技术队长，负责全团的军事训练(体操、射击、劈刺、投弹)。每天拂晓，他总是亲自带领部队急行军三四十里；训练场上，他身著士兵服装，每项课目自己先做示范动作；他尽量设置难度大、近似实战的场地和障碍，从难从严要求部队。在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该团获得第一名。傅作义因此得到阎锡山的赏识，并为同僚所称赞。

    1922年，傅作义任第四团一营营长。他能叫出全营八百士兵的名字，熟悉每个军官的性格和优缺点。他关心全营官兵，逢年过节要赏给士兵猪肉、粽子、月饼等；知道某人有困难，就解囊相助。因此，全营官兵乐于服从他的严格要求。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派出四个旅由张培梅任总指挥出兵娘子关，进占石家庄，阻击直系援军北上。当时傅作义营负责警戒石家庄的任务。傅将兵力集中市内要隘，派得力班长同士兵一二名，携电话机分布于各要口。适张培梅夜间巡防，发现哨位兵少，责问傅作义。傅说，将兵分布各路口，如有情况无法应付，不如集中兵力，接到哨位电话，可以应付紧急情况。张对此甚为嘉许，后荐傅为第四旅第八团团长。

    1926年，晋、奉、直联合反对国民军冯五祥，傅作义固守天镇城有功，擢升为第四旅旅长。旋又升任为第四师中将师长，时年三十一岁。

    1927年6月，阎锡山依附蒋介石，反对奉系张作霖。9月，阎部分兵三路出京汉、京绥线攻打奉军，傅作义师作为别动队，担负横断京汉、京绥西铁路间奉军之联络的任务，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并相机进据京津。

    傅作义原计划率部先进至蔚县东北之桃花堡，然后指向北京城南铁路沿线的涿州城。当所部在蔚县集结之后，傅觉得进出桃花堡，行动易被奉军发觉，于是决定改变计划，从蔚县东之九宫口入山，转至拒马河上游的大河南，再沿拒马河而下。这条线路固然路途艰险，但人烟稀少，出敌不意。10月11日，傅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占了涿州。

    涿州城为北京、保定、天津三角地带之要冲，紧扼北京之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坐镇北京，前敌指挥中枢设在保定，由其儿子、奉军军团长张学良统驭。张作霖对傅作义奇袭涿州异常惊恐，即令张学良集中三万精锐部队，猛烈攻城，重夺涿州。

    傅作义于14日凌晨进涿州，立即绕城墙巡察，接著召开全师官长会议，研究部署守城方略。他把守城分成两大战线：一是卫戍，由旅长白濡青任司令；一是城防，由团长袁庆曾任司令。他还提出，兵民相处最难，客兵初至尤其难，对部队必须实行严格的法纪约束。会议结束，他命令卫戍、城防分兵各司其职，马上建筑工事及布置炮兵阵地。师司令部布告涿州民众，严申纪律，“凡我民众。各安生业，勿相惊疑。公平交易，勿抬市价。倘官兵或有不法行为，准予来部控告，定尽行惩治，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未几，奉军飞机便飞临涿州。傅要求部队一面防空，一面构筑工事；战情越紧急，越要筑好工事。还亲自教授士兵守城侧射之法。这天深夜，张学良的卫队旅长王以哲指挥第三团韩麟春部从东北角爬城偷袭，被傅师挫败。他抓住战机，指挥部队乘胜冲出东门，袭击奉军后方，迫使敌撤退至城东北五六里远的普寿寺(即清凉寺)。

    从15日凌晨开始，傅作义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击败奉军向涿州城发起七次大规模的攻击。

    第一次攻击，奉军使用了大、小炮一百门，飞机在空中助战，冲锋士兵象潮水般汹涌向城，四面而上，重点进攻东南方向，战况极为激烈。傅作义沉着指挥，一天之内连续挫败奉军五次强攻。战斗间隙，他命令士兵在城上每隔二十米设一土堆，以便临时安置机关枪为侧防；凡城墙之突出部及瓮圈内，亦多设侧防；城上设交通沟，垛口附近多置土口袋，装满砖瓦碎石，以备不时之需。为了城内居民的安全，他派工兵指导，协助居民挖掘地窖，并责成警察分片监督。他还亲撰训兵白话文，说：“弟兄们此次作战，又勇敢，又坚忍，真算得一等革命军人。我们现在占的地方，正是敌人的致命伤。所以敌人用全力来攻击咱们。哪知道咱们真正的革命军人，什么飞机呀，大炮呀，是绝对恫吓不动的”。以此鼓舞士气。

    16日凌晨，奉军在工兵司令柏桂林指挥下，发起第二次攻击。战前，奉军工兵乘夜向城根铺设了轻便铁路。攻击开始后，奉军万炮齐发，炮弹如雨，接著工兵把铁斗车反扣作为装甲，将大批炸药运到城根埋放。一俟炸毁城墙后，主力部队即发起大规模冲锋。傅作义命令所部，一方面用密集的枪弹阻击奉军工兵，一方面用准确的炮火轰击正在集结而准备攻城的奉军土兵，使敌遭受重大伤亡。18日，傅又派遣两个步兵营，分别从东西门主动出击，突袭奉军，伤敌旅长一人，击毙敌团长一人，同时俘虏奉军数百名士兵。

    傅作义估计奉军连日攻城不下，必然要改变战术。他从俘虏口中获悉奉军已从保定调来技术队，判断敌可能要挖掘地道。于是及时召集城防会议，商议应付奉军再攻之策。他把与会人员分成假定的攻守双方，让他们互相诘辩，争论出统一的意见。最后，他作出两条决定；在城墙内深挖壕沟，阻断奉军从城外潜挖进城的地道；组织救防，预防奉军使用燃烧弹。

    果不出傅作义所料，奉军调集大批工兵，从城东北至城西南的九个地方同时开挖地道。为了加快开挖速度，保证地道质量，特地强迫北京门头沟煤矿的数百名矿工前来相助。奉军打算地道挖通后，在飞机与大炮掩护下，从地道攻入城中，或在地道埋放炸药炸开城墙，再强攻入城。傅作义师采用反扣水缸的办法，谛听监测奉军挖地道的动向，并从城内壕沟向城外挖出相通的横壕，以断绝奉军的地道入城，致使奉军所挖的九条地道除城西南的一条外，都被傅师发现而遭到破坏。

    27日凌晨，奉军发起第四次攻击。工兵司令柏桂林亲自发火，引爆城西南地道的炸药，然后飞机出动，炮火掩护，冲锋队在爆炸声中冲向爆破口，同时向城中施放燃烧弹。顿时，城内一片火海。由于傅作义师有充分的准备，奉军进攻再度受挫。

    这时，傅师伤亡也十分惨重，傅作义只好决定招募商民挖掘城内战壕。壕深二丈七尺，宽六尺，总长二十二里多，以出壕之土积为内城。他重新调配兵力，增加隐蔽部，要求所部节省弹药及自制炸药与地雷。后来，奉军又先后发起三次大规模的强攻，并调集坦克参战及向城内发射了五百发毒瓦斯炮弹。然而，涿州城仍屹然不动。张作霖毫无办法，只得派高级参谋，原保定军校战术教官、傅作义的老师于国翰进城送劝降书。傅作义风趣地说：老师教授我们的战术中，可惜没有这一门，因此，不敢从命。于是，张作霖下命令：“把涿州四周挖上壕沟，架上铁丝网，傅作义不投降，就把他们饿死在城里尸正在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给傅作义发来嘉勉电，称：“涿州固守，经月余旬，弥见声威，立功殊伟”。

    傅作义怀著必胜的信心，决心固守待援。他曾多次打电报给晋军总司令阎锡山，要求阎派兵增援，可是阎复电只说：“尽军人最后之天职。”至12月上旬，城内粮食断绝，军民只好吃酒糟、树皮。进入隆冬，士兵穿的还是进城时的单衣。北京红十字会、京津山西同乡会、涿州旅京同乡会的代表都先后赴涿州进行调解。由于援军无望，城内军民饿死的越来越多，傅作义决定只身出城与奉军谈判。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作义束发从军，以救民为职志。……涿人田我而死，作义宁不痛心!”1928年1月5日凌晨，傅作义出涿州城赴保定议和。下火车后，他即拜见了张学良，说：“作义此来，有个要求向总指挥提出，涿州城中的人，已经有两天没有一点吃的了。”张不等傅说完，便让师长万福麟传令前方，马上拨涿州城内军民三大的食物。嗣后，傅两次发表和议通电，昭告中外。一周前，傅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委员。

    12日，傅作义师七干人出城接受奉军改编，奉军万福麟师进驻城内，历时三个多月的涿州攻防战就这样结束了。

    事后，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大元帅府设宴招待傅作义，并许以指挥方面军一职，被傅拒绝。张作霖大怒，要枪毙傅，后经张学良说情，张作霖才允许将傅软禁于保定指挥部。傅作义到保定，住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家中。鲍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与傅有同学之谊。他同鲍及张学良的副官长单益三(山西临汾人)等人竭力周旋，并用金钱拉拢监视自己的宪兵们，同时逛公园、打麻将、品茗、奕棋，以示玩物丧志，使监视日益松懈。是年5月初，在同乡崔笑如和大学生段伯宇的掩护下，骑自行车逃出保定，到了天津。

    傅作义坚守涿州，对于晋军在整个战场上的转败为胜，以及奉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造成在冯玉祥的配合下，晋军在进击京津方面取得节节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傅由此声名大噪，得到国内外的重视与喝彩。清末民初的著名人士、八十一岁的樊增祥(樊山)曾有诗大加称赞：

        新收涿鹿七千人，         百日燕南集大勋。         十六年来千百战，         英雄我爱傅将军。

    1928年6月初，阎锡山接管(北)平、(天)津，傅作义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奉军退回东北后，傅的第四师旧部调驻天津，改编为第四十三师。这时，再介石曾先后两次贿赂收买他，傅如实报告阎锡山，并将贿赂款上缴。阎高兴地说：“傅作义是咱们的关云长，义重如山。”

    当时天津市租界林立，是个花花世界，是各种腐化堕落生活的渊薮。用傅作义的话说，“是个大染缸”。他以身作则，与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夏天穿草鞋；吃饭从不讲究，顿顿是家乡饭，有馍馍、米粥、一节葱、一碟辣椒就心满意足；不吸烟，不喝酒，腐朽生活更是不去沾染。他对所部约法三章：不吃喝嫖赌，不敲诈勒索，不贪赃枉法，有触犯者，必子严惩。

    1929年，傅作义与刘芸生女士结婚。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揭开序幕。阎锡山集中十一个军，沿津浦线南下，进入山东境内，由于阎热衷于攫取最高权力，回石家庄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即以傅作义代理行营主任兼第二路军指挥官；另一方面，又以第四路军指挥官张荫梧为前敌总指挥，指挥二、四两路军，傅作义为前敌副总指挥。6月25日，晋军占领济南后，傅主张迅速南下，直捣徐州；而张则主张先肃清沿胶济线东撤之韩复矩、刘珍年部，巩固后方，再行南下。阎锡山为此到济南进行调解，并错误决定，让傅作义率部继续南下，张荫梧率部追击韩复矩。这样既分散了兵力，又延误了战机，招致了津浦线晋军的全面失败。傅作义率部进至兖州、曲阜一线，遇上大雨，行军迟缓，突遭蒋介石之增援主力陈诚、蒋光鼐两部的反击，即全线溃退；胶济线方面的韩复矩亦乘势反扑，张荫梧率部狼狈逃窜。8月15日，济南失守。津浦线之战，历时五十天，晋军伤亡四五万人。

    晋军退过黄河，阎锡山特派傅作义去沈阳联络张学良，请求奉军予以支持，未获结果。9月中旬，张学良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主持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汁。阎锡山逃往大连后，所部归张学良节制。

    傅作义从沈阳回到天津，灰心丧气，茶饭不思，精神恍惚。外界攻击，多把战败责任归咎于他。傅愤恨交加，痛不欲生，有中天晚上，他举枪对著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由于家人及时拉开其右手，弹只中左臂，未伤及要害。

    1931年1月，经张学良推荐，傅作义就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第七十三师师长，8月又委为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剿匪。当时全省大小土匪不下四五十股，土匪遍地，民不聊生。他将第三十五军分驻于丰镇、包头一线，经过一年多的围剿、追歼，先后消灭了以王英、杨耀峰(杨猴小)、苏雨生、李根车四人为头子的四大股土匪数万人，只剩苏美龙一股逃往察北，被编为张北县保安队。同时，清查户口，组织联保，发动检举，挖出隐藏的土匪，枪毙后挂人头于电线杆上，实行严酷镇压和威慑。

    傅作义曾在告全省人民书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在建设，建设的首要在民生，这当然是施政上根本不易的原则。他自接任绥远主席起，就从“官贫民富”著手，整顿金融，稳定物价，开源节流，扩大流通，兴利除弊，使绥远财政扭亏为盈，到全面抗战时，绥远库存现金八十四万元，白银二百一十万两。另外，注意整饬吏治，禁烟禁毒，扶植工农业发展，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减轻人民摊派的负担，修筑绥远到新疆的公路，使绥远省的面貌大为改观。

    傅作义在绥远期间，以“冶军、治水并重”为指导思想，指挥部队协助地方兴修水渠。仅后套地区军工所修渠道，宽十五米以上的干渠达一千七百公里，三米以上的支渠超过五千公里。有些大水渠可以航船、养鱼。当时的河套地区，渠道纵横，流水遍地，水浇地面积达一千万亩，生产发展较快，经济比较繁荣，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之美称。

    傅作义主张“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他很欣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学说，特派人到山东邹平县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考察、学习，并邀请河北定县及河南镇平县两地派人来绥远辅导绥政建设。后又成立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自兼主任，结合绥远情况，推广了“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建设，并试办合作农场、信用社。此外，对绥西的土地制度进行整理改革。

    傅作义还注意维护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陈长捷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同学，陈任伊克昭盟守备司令时，不详察地方情况和民族关系，不顾蒙古族同胞的反对，强行开垦草地，因而导致发生了“伊盟事变”。傅闻讯后，即将陈撤职，调离伊盟，又亲自做了些善后工作，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年10月，共产党员王若飞在包头被捕，傅作义获悉关押在归绥第一模范监狱的“黄敬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飞，给予格外的关注。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来，给王若飞做伙食补助。后来，何应钦两次来电，第二次还打著蒋介石的旗号，命傅押送“黄敬斋”到北平行营处理；阎锡山等人也要傅把“黄敬斋”解送给他们，傅均托辞拒绝。王若飞在狱中不断给傅作义写信，内有《关于国共两党优劣的比较》、《劝傅作义抗战书》、《进步论》等。傅也常派人将王接到自己的住处，交谈至深夜。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傅作义才派人将王若飞护送至太原。嗣后，傅和王的交谊日深抗战期间，王调重庆中共办事处工作。傅每至重庆，王都亲自登门晤谈。他还常对自己的部属说：“你们看共产党的王若飞，那才是个人才。”

    “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傅作义就与晋绥将领徐永昌等十五人联名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必须坚决抗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才能保卫祖国。”他经常在各种军民集会上，发表抗日救国，反对妥协的主张，要求部队以抗日救国思想为主旨，从各方面向部队官兵进行教育，并规定部队早晚点名后，齐声高呼“保卫祖国，誓雪国耻”、“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与此同时，以日本侵略军为假设敌，针对敌惯用之战术，拟定各种想定。举行攻守战斗演习。

    1933年1月5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危及华北。傅作义便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上前线杀敌。15日，他以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希望全省同胞檩于困难的严重和绥远的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25日，率领第三十五军(临时番号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由绥远开赴察哈尔、热河。

    2月上旬，所部在张家口组成华北军第七军团，傅作义任军团总指挥，陈炳谦为总部参谋长，下辖三个军。傅令第六十一军李服膺部开往独石口、张北一带；第五十九军到昌平一带增防。5月14日夜晚，第五十九军奉命开至怀柔以西牛栏山一带，并在平古大道怀柔西北高地经石广、高各店之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来犯之敌。傅作义带领参谋人员到前线侦察地形，并连夜制成各种式样的防御阵地图样印发各部队，限令20日前完成。

    23日上午4时许，日军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在十几辆坦克、十几门野炮、山炮及十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傅部前沿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三小时，双方均损失惨重。8时许，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电话通知傅作义到北平商谈要事，傅答曰：“正在激战中，不能离开。”遂派军参谋长苗玉田去北平。何见苗后即说：我们与日军停战，已于昨晚达成协议。你们可马上撤至既设阵地。并要苗给傅传令。在三个小时内，苗给傅打了四次电话，傅均回答：“仍在激战中。”并说：“自孙兰峰团增加上去后，战斗迅速好转，我军此刻已收复数阵地，但日军仍在向我争夺中。”最后，何迫不及待地写了手令：“五十九军立即停止战斗，向高丽营附近集结撤退，详情另电。”傅接到此命令后，心情十分沉重，气愤地对陈炳谦说：“这样的战斗打得毫无价值，牺牲了这么多的官兵，他们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战士们能死而瞑目吗?”陈炳谦等人劝说：“别人都已停战不打，仅我们这点部队也难以战胜日本侵略者，既令停战撤退，只有服从。”傅却说：“必须日军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能后撤。”后经过交涉，决定双方同时后撤，傅作义才忿然下令撤兵。此役傅部牺牲三百六十七人，日军阵亡二百四十六人。长城抗日战争最后的一场恶战，就此宣告结束。

    傅作义指挥的怀柔抗日之战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务报均以大字标题登载报道。天津《大公报>)以“以血肉当敌利器，傅部空前大牺牲；肉搏千多次，使敛失所长；沙场战士血，死也重泰山”，赞誉第五十九军官兵。全国及海外各阶层群众代表纷纷来到北平慰劳，送来“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等锦旗。蒋介石也来电慰问，奖洋五万元。阎锡山奖洋五千元。日本报纸对傅部之勇敢善战甚表惊叹。日本《朝日新闻》上曾登载有如下一段：战地离北平城只有六十余华里，如不是傅作义部的精锐部队阻击我军，日军早已进入北平城了。

    6月28日，傅作义奉北平军分会的命令率军返回绥远。途经张家口，市民设茶摆点，夹道欢迎。冯玉祥特到车站迎送，并向傅祝贺说：“你们是抗日胜利的英雄部队。”

    傅作义返绥后，将长城抗日牺牲的阵亡将士忠骸收敛安葬于城北大青山下，建立烈士陵园，树立纪念碑。请胡适作了一篇白话体的长文及铭词，由钱玄同书写。碑文最后之铭词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大青山公墓碑竖立未久，华北局势转变，此碑加以掩盖，傅作义在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此”四个大字。

    1934年，傅作义又奉命在宁(宁夏)、绥(绥远)边境，解除孙殿英部的武装，将所缴武器全部上交蒋介石、阎锡山。

    傅作义于1935年4月，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时年四十岁。

    1936年，傅作义下顾蒋介石“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成功地进行了绥远抗战。

    早在1933年日军夺取热河省后，就策划对绥远的进犯。1935年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同时扶植民族败类，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和李守信，成立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还收买伪军头目王英，组织所谓“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1936年1月，日军指示李守信部侵占了察哈尔以北六县，妄图进而侵占绥远大青山以北各县，更进而推向西北甘、宁、新三省边界，阻塞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割断与苏联的联系，实现其“满蒙政策”。

    面对险恶的局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首先在以下三件事情上和德王作了坚决的斗争：绥远省政府一向在百灵庙等地设关卡，征收鸦片的过境税，每年收入为二百万元。德王勾结日本特务，和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串通一气，将西部各旗的鸦片经草地用汽车直接转运至张家口，使绥远省政府的税收落空。傅作义特地与察哈尔省政府交涉，减免三分之一的税款，宁肯少收入七十万元，也叫德王一无所得。另外，当时西公旗的老王死去，德王支持其侄巴图巴雅尔，与老王的另一个侄子不拉布多济尔争位，傅作义命令王靖国派兵化装成西公旗保安队发起进攻，打死巴图巴雅尔等人。其次，傅作义多次派乌兰夫(时任傅的俄文秘书)前往百灵庙，对保安队队长云继先晓以大义，促成云率千名官兵起义。

    不仅如此，傅作义在军事上争取时间加紧备战。在沿察北接壤的集宁、陶林、红格尔图、土牧而台等地构筑国防工事。在战技训练上，傅重视练夜战和近战，提出“练两只夜眼”的口号，强调夜间射击和拼刺刀。他尤重视远距离奇袭和“掏心战”，每星期部队有三次全副武装跑六十里急行军的训练，要求官兵“练两条铁腿”。傅作义还经常作抗日的动员演讲，指出：战争要靠人心和精神，并亲自规定口号：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耻辱!部队起床、熄灯、集合后，解散前各喊一次，以激励士气。他重视民众的作用，组织各乡乡建指导员带领各乡自卫队用民马打游击。他还任命乌兰夫的好友高伯玉为绥远省乡训所长，以共产党发动民众的某些方法训练乡建指导员和壮丁，先后训出壮丁十万人(受过一至三个月不等的军训)。他还指示加强谍报和策动伪军起义工作。

    同年7月底，在日军的督率下，伪“西北防共自治军”司令于志谦、副司令马子玉，数次进犯兴和等地。8月初，傅作义亲临前线，命师长彭毓斌、团长许书庭先后率部出击，毙敌数百，俘虏马子玉等六十余人。傅传令将匪首全部处死。

    这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派南汉宸送来亲笔信，鼓励傅作义抗战到底。信中说：“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傅同南数次亲切会淡。

    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阪垣征四郎等来到绥远，对傅作义说：“宋哲元能力不够，请傅将军出面领导‘华北独立”。并许给六千万大洋为个人赠款。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内蒙是中国领土，不允许任何人来分裂，如果德乇前来进攻，一定与他周旋到底。”

    10月初，在化德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德王经过反覆研究，制定了具体的侵绥方案，并得到了关东军司令部批准。这个方案明确出师的目的是“打倒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计划以王英“大汉义军”打头阵，伪蒙古军殿后，波浪式地攻占平地泉(今集宁)，然后夺取绥东四县，接著进入归绥或大同，再让王英军占领五原。10月底，傅作义前往太原、洛阳，向蒋介石、阎锡山慷慨陈词，请求御侮。但蒋介石要傅以忍让为主，非到不得巳时，不可轻易对敌作战。

    11月5日，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田中隆吉狂妄地宣称：“‘九·一八’时，东北军一打就跑，这回绥远军可能一吓唬就跑。”傅作义于8日复电指斥德王投敌卖国。当晚，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讨反击问题。会上，傅坚定地说：“岳武穆三十八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三十八岁，为抗日死而无怨尸并决定将进击绥东一带敌人的任务，由骑兵师长彭毓斌和步兵旅长董其武贝责；进击绥北一带的任务，由师长孙长胜和旅长孙兰峰负责。

    15日凌晨6寸左右，在田中隆吉亲自指挥下，日伪军五千余人以飞机大炮作掩护，向陶林县属的红格尔图发起猛攻。红格尔图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敌军先后冲锋七次，战斗十分激烈。傅作义于第二天赶到平地泉指挥。他命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骑兵四个团、步兵两个团，抄敌后路，内外夹攻。彭、董二部星夜出击，秘密集结在红格尔图西南的旦岱沟一带，于17日晚2时发起总攻，分路包抄，打得日伪军猝不及防。18日上午7时，敌全面崩溃，红格尔图战斗胜利结束。

    然而，就在傅部反击日伪军的时候，蒋介石飞往太原，接见了匆匆从前线赶来的傅作义。蒋要傅迅速停火，以避“影响中央誓死剿共政策”。傅则要求反攻百灵庙，蒋表示反对。由于他决心已定，返绥后即部署收复百灵庙。他再次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集思广益，确定了攻打百灵庙要以奇袭制胜的方针。

    百灵庙地势险要，是通向新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交通要枢，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康熙皇帝北征时曾敕庙为“鸿厘寺”。一个多师兵力的日伪军，在百灵庙四周的九大山口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屯积著大量武器弹药和两万袋面粉。

    傅作义命令骑第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率步兵八个营、骑兵八个连、山炮一个营、装甲车二十辆、汽车二十四辆，于23日午夜发起总攻。这支部队顶风冒雪，按规定时间进入目的地，突然向日伪军发起进攻，于24日凌晨全部占领外围山头。日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即组织日伪军据险死守。傅作义急令孙兰峰将山炮营推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附近，向女儿山进行摧毁性射击，并命令韩天春营长指挥装甲车车队，配以汽车多辆，共同向百灵庙东南山口冲击。经过七上七下的反覆争夺，全歼了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日本少将衔大特务、在内蒙草原出没了几十年的胜岛角芳和伪第二军日本顾问烟草谷、伪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等人乘车逃跑中翻入沟内，侥幸逃脱。此役毙敌三百，俘敌三百，伤敌六百。这就是中外闻名的“百灵庙大捷”。

    捷报传出，顿时全国欢腾，人人额手相庆。只几天来绥慰问的团体就有八十几个，以黄炎培为团长的上海各界绥远慰劳团25日就到绥远，赠送慰劳金十万元。李宗仁等人也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照父亲遗命，将八十七万元的遗产捐做了援绥款。可是，蒋介石派陈诚于28日来绥，命令傅作义迅速停战，“打到一定程度，要适可而止”。

    12月1日，中共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支援绥远的通电，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通电要求南京当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并警告说：“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则其结果不但将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日伪军不甘心失败，一方面以汽车百余辆运援兵三干余人至大庙，一方面由王英率所部骑兵两干余从商都以北绕过土木尔台，经草地向西窜进到乌兰花一带。12月2日，田中隆吉命令王英军副司令雷中田率伪军反扑百灵庙，遭到孙兰峰第二一一旅的迎头痛击，第二天上午9时，傅部击毙雷中田等五百余人，其余伪军裹著日本顾问，抱头鼠窜而去。

    这时，王英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感到再与王混下去毫无出路，派人通过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前线总指挥曾延毅联络反正。傅作义即以万金相许，并提出先决条件：必须逮捕所有的日本顾问加以枪决。七八日两夜，金、石二人率四千人倒戈一击，将小滨大佐以下二十九名日本顾问全部逮捕并枪决，同时彻底歼灭了伪第七师残部。

    9日，傅作义下令收复大庙这一失地，同时命令孙长胜骑兵帅长途奔袭，将在小北号王英的二千骑兵包围解决，匪首王荚仅带卫队百余人向北方草地逃走。傅计划乘胜夺回商部，阎锡山复电制止，说：“商都不属晋绥管辖，与百灵庙原属绥远不同，我们若攻商都，恐日方有所借口，会对晋绥不利。”傅只好暂作罢论。

    12月15日，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中佐气势汹汹地向傅作义递上日关东军的最后通牒：要“傅作义撤出绥远，开往山西，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傅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说：“现在就可答复，我是绥远主席，边防将领，守土有责，不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惧。”关东军接到羽山的报告后，拟由日军驻热河第七师团带领伪军再度反攻，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日本军部与关东军激烈争吵后，才暂时中止了这一行动。傅作义则加紧扩充民团自卫队为国民军，修建国防工事，举行防空演习，迎接全面抗战。

    1937年初，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发贺电，称赞傅作义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并密派南汉宸到绥慰劳，赠送锦旗一面。著名记者范长江专题报道了绥远抗战，称赞这次战役是“不平常的战役，揭开民族历史上的新页”。

    “七·七事变”爆发后，傅作义受任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平绥线作战。

    从8月11日起，日军第十一旅团及第五师团先后向南口、横岭城发起攻击，即遭到傅作义指挥的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和陈长捷的第七十二师英勇抗击。为此，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率三个旅团和五个蒙古骑兵师组成的蒙疆兵团，从察北进犯张家口。在这背腹受敌的险恶情况下，傅作义被迫率部向晋北撤退。傅打算依托大同附近的国防工事，与日寇决战。不料，阎锡山(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令第三十五军撤往宁武县的阳方口防守。他接到阎的电报，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是绥远省主席，三十五军是绥远人民供养的，理应回绥远，保卫绥远人民，可阎长官命我们撤往雁门关以南，军令不可违，我们太对不住绥远老百姓了!”

    不久，阎锡山派傅作义接替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指挥平型关作战。9月25日，支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举歼灭日军阪垣师团干余人。日寇不甘心失败，马上纠集关东军蒙疆兵团一个旅团及两个蒙古骑兵师，突破茹越口晋军防线，于29日占领繁峙县城，切断平型关后路。阎锡山在东山底村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傅建议说：平型关外之敌，只能固守待援，无力出击。我董其武旅尚未参加战斗，第三十五军和三个独立旅全力歼灭进占繁峙之敌，敌孤军深入，后援不济，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是能成功的。但阎不采纳他的意见，下令全线退至五台县台怀镇。平型关于30日被日寇占领。

    10月13日，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大举向忻口地区进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及国民党各参战部队，立即向忻口集结，准备联合作战。此时，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傅作义任副总指挥。在反击过程中，傅指挥董其武的第二一八旅，组织三千名突击队员，利用暗夜，奇袭敌阪垣司令部及敌炮兵阵地，收复了旧河北村；并派出第二一一旅援救另外两个旅的友军。忻口之战，双方对峙了二十三天，后因东路娘子关失守，太原危急，傅作义部即向南转移。

    这个月下旬，阎锡山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以决定守太原部队和军事部署。然而，与会各将领无人愿意承担防务，傅作义挺身而出，说：“太原城我守厂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周恩来赞扬傅勇挑重担，并对其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深厚伟大的力量。请多保重。”

    11月2日，傅作义对其所部发表讲话说：我们是活人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子；困兽犹斗，属此国家危亡之秋，我们必须奋斗到底。他还给荣河老家的亲人写了一封遗书式的信，说：“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国人和家人矣!”

    4日，傅部进入太原城。当傅作义得知周恩来同志仍在城内动员群众转移军事物资时，于次日晚上10时派人护送周恩来出城，且将一部分武器拨交八路军。话别时，周恩来对他说：“傅将军守城名将，是可信赖的。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只顾一城一地的得失也是不足为训的。要著眼于争取最眉的胜利。能争取时间就是胜利，能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务请深思。”

    6日，日本关东军铃木军团、阪垣师团及河边旅团三支部队向太原城发起进攻。此时，城内只剩下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及友军杨维垣等两个旅一个团，其它友军因立足未稳，受敌攻击，纷纷南撤。日军在数十架飞机和数百门各种大炮的配合及坦克掩护下，连续三天，每日数次，猛攻太原城。傅指挥守军顽强抵抗，挫败了日寇多次攻势，但是守军伤亡惨重。这时，蒋介石发来了“相机撤离”的电令。8日下午，傅对高级将领说：“我反覆想过了，抗战是长期的，今晚就撤走。”于是，率余部出城突围，步行七天，到了山西中阳县，后至石楼、柳林一带休整。

    1938年初，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北路军总部驻离石县柳林镇。

    此时，毛泽东主席特派程子华、曾三二人会见傅作义，商谈合作抗日事宜。之后，傅也派周北峰(解放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到延安拜见毛主席和有关领导同志，并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来帮助开展抗日工作。3月，傅派代表到岢岚县参加晋西北地区动员新战士会议，该会为傅部动员了三干名新战士。会后，傅作义应约在兴县、临县之间的白文镇与关向应、续范亭、肖克等会谈协商抗日问题。

    4月，为策应徐州会战，打击日本侵略军，傅作义又发动了绥南战役，先后收复清水河、和林县城，一直攻到绥南之一间房。在和林县的察圪洞，傅部全歼了日军岩田骑兵联队，缴获战马三百匹。是年初秋，傅率部从绥南经偏关、三岔门等地，撤退到河曲县整顿，总部驻县城西关。

    傅部转入河曲之后，为了更好地统一抗战，遂与驻在晋西北岢岚、五寨一带的八路军第一二O师贺龙部进行联防。其间，两军书信不断，交换情报，人员往来频繁。傅作义还邀请八路军负责同志程子华、南汉宸、罗贵波、续范亭等到其河曲总部联欢，共同交流抗战的经验、教训。傅又要求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批政治干部来加强所部的政治工作，并接受了毛泽东同志赠送的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

    傅作义很赞赏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在此期间，他第一次在所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傅委托潘纪文同志(派往傅部的中共代表)草拟了一个《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这个《守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废除打骂上兵的恶习；实行经济公开；建立“奋斗室”，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改善军民关系；实行军政统一，在军事指挥员领导下进行政治工作。傅作义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亲自为部队制定了“十项纪律”，主要内容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速还，损物赔偿；不许调戏妇女；不许打人骂人；部队行军时，不准踏坏禾苗；部队宿后，院落街道要打扫干净；行军前要缸满院净；部队煮饭烧柴，马食草料要付钱，家中无人者，写清数量将钱压在条下；不虐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

    是年冬，傅作义参加了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的军事会议，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朱绍良)，一切补给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拨给。傅从此脱离阎锡山的晋绥军体系。

    1939年春，傅作义率部由晋西北河曲、偏关转移到绥远河套，并在五原正式设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

    5月，傅作义在百川堡(现狼山县)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通过三个月的整训，傅部增强了抗战的力量，为尔后奇袭包头，绥西击敌，攻克五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年12月，日军南犯长沙。重庆国民政府命令傅作义采取行动，牵制华北日寇不使其南调，以配合全国战场作战。当时，包头是日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万人左右。为了狠狠打击日寇，傅决定于19日对包头发起进攻，采用长途奇袭、掏心与攻点截援、打援相结合的战法。

    20日，总攻开始，攻城部队迅速突入城内，与日寇短兵相接，进行巷战；掏心部队则猛插直冲敌指挥中枢，敌酋马厂险些被俘；其他部队密切配合，分割、围歼顽敌。经激烈战斗，日伪军两个团被歼灭。但因骑兵师未能完成破路阻敌任务，敌第二混成旅等部于21日赶到包头增援，军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傅作义即下令全军撤回河南。

    1940年初，日军纠集平绥、同蒲沿线小岛骑兵集团军、黑田重德师团、独立步兵第三大队、小林角太郎独立第四守备联队等日伪军三万余人，汽车一千二百辆、坦克四十辆、各种野炮百余门，进犯河南地区，进行疯狂的报复，宣称这是所谓“膺惩傅作义”的战役。

    傅作义早在袭击包头以前，就对敌人的反扑有思想准备，预先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命令兵站分散埋藏军用物资，粮秣；地方政府演练空室清野；动员民众配合军队歼敌等等。包头战役结束后，立即调整部队，加强训练；给各部队划分了准备敌人来犯的游击地区，要求官兵熟悉地形，并找好响导，随时准备打击入侵之敌。

    1月中旬，傅作义在五原召开团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宣示如下决策，即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同敌人进行运动战、游击战：要做到避不利，找胜利，不失机，不吃亏，使敌想打打不上，想走走不开；充分利用军民协作和我军对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在敌运动中阻击，在敌宿营时袭击，以疲惫敌人，以少牵多，以多歼少，积小胜为大胜，相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2月3日，日伪军侵占百川堡、五原，4日进入临河，5日攻陷陕坝。这时，蒋介石主观认为绥西败局已定，无法挽救，电令傅作义去兰州代理朱绍良职务(当时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患病休养)，并将傅部撤至石嘴山地区。傅坚决拒绝蒋的命令，回电说：“将不离兵，兵不离土，将不离兵兵有主，兵不离土土能存。为了保卫疆土，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与敌周旋到底。”他对部属表示：我决不去兰州，也决不退往宁夏。我们在黄河两岸、狼山各口，藏有粮食，我们要誓死保绥西，分区游击，待机反攻。

    敌人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平绥、同蒲各地调来的日寇不能久留河套，不得不缩短战线向东撤退。傅作义即令新三十二师兵分两路急进临河、陕坝，收复了两地。在傅部游击战配合运动战的打击下，日伪军处处被动，躲不胜躲，防不胜防，最后龟缩在五原新、旧两城及以东地区。傅作义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命令主力部队加紧整训，准备反攻，收复五原。为了整饬军纪，他下令逮捕了作战不力的游击军司令马秉仁和擅自脱离部队的新三十一团团长刘景新交军法处审理。

    春分寸节，黄河解冻，道路翻浆，很不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傅作义首先令新六旅王子修部，掘开万和长一带的黄河水渠，让大水漫灌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命令孙兰峰率第三十一师、袁庆荣率第三十二师分别攻夺五原旧、新城；董其武率第一○一师直插五原东北，在五加河畔阻击从包头、安北、固阳前来增援之敌。

    3月20日夜12时，攻取五原之战打响。至23日夜，傅部击毙日军水川中将、大桥大佐、桑原中佐，歼敌三干四百多人，俘敌三百余人，缴获大炮十六门、汽车五十余辆，取得了五原战役的胜利。

    五原战役的胜利，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个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各报称之为“五原大捷”。4月5日，国民政府令：授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对此，傅于5月23日发表辞勋呈文，电文称述五原之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敌的功绩，个人不应领此勋奖。他把阵亡将士的姓名、年龄、籍贯、阵亡时间写在白布-匕，挂在办公室墙上，以示怀念死者，激励生者之意。

    自从五原战役以后，日本侵略军再未能向西进犯。傅作义全力医治战争创伤，整理部队，成立“战地复兴委员会”、“土地整理委员会”，宣布没收汉奸逆产。1941年初，傅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的具体措施，从恨本亡解决军粮民食问题。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后套地区卷入了蒋介石组织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为了反对蒋介石的渗透、控制，傅作义于1942年4月初派崔载之接管《奋斗日报》社，以代替中央社的王华灼；在长官部办公厅下设立了以秦丰川为首的文化室，夺回了舆论阵地。接著派王明德兼任三青团书记兼组织组长，代替蒋系人物赵仲容。

    同时，傅作义召集军政高级干部开会，提出了“整理干部办法”，以维持集团的存在。因此，在司令长官部设立“贯彻社”，出版刊物，统一干部思想，做到“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整理干部办法的主要内容是“四有”、“四为”、“四要”和“五个一致”。“四有”是：有抗战胜利的信心，有奋斗牺牲精神，有民主平等作风，有对国家、对整体、对职务的责任心。“四为”是：为国家、为整体、为将来、为胜利。“四要”是：要积极工作，要艰苦朴素，要团结互助，要学习进步。“五个一致”是：生活一致，作风一致，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并要求干部要仁、勇、智、诚。对干部颁布若干戒条：(一)绝不贪污腐化。(二)绝不存在雇用观念。(三)绝不明无意见，退后有言。(四)绝不自行敷衍，忌人努力。(五)绝不党团分派，划小圈站小立场。(六)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七)绝不诽谤同志，鄙视他人。(八)绝不掩过饰非，拒绝批评。(九)绝不接受人民、下级馈赠。(十)绝不与商人来往，不兼营商业。(十一)绝不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结婚。(十二)绝不在自己工作范围内置产。1943年，又成立长官部人事室，接管了长官部政治部的人事权，架空政治部主任张彝鼎(张曾在陈果夫手下做将级秘书)。

    1945年5月，美国魏德迈将军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到绥西视察，对傅部的教养、素质、技术等方面给予很高评价。魏说：“该部体能、营养、纪律、训练等，比世界各地之高水乎之军队亦无逊色。”

    傅作义于5月赴重庆，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8月，就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日本投降，傅作义部官兵和全国人民一样欣喜异常，希望从此过太平日子。但是，傅作义告诫部下说：“难打的仗，还在后面哩广有人向他建议，保境安民，不参加内战。他说：“人家要打你，怎么办?”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傅奉蒋介石的命令，抢占了包头，接著从解放军手中夺取了归绥(今呼和浩特)、武川、陶林(今科布尔)、卓资山、丰镇、集宁，之后又夺取了兴和，逼近了天镇、柴沟堡，并企图向张家口的解放军发动进攻。

    10月24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傅作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出所谓“明示内战责任”的电报，指责共产党打了第一枪，以争取主动。新华社奉命于26日进行驳斥，指出：傅作义企图推脱战责。与此同时，解放军晋察冀、晋绥军区共同组织绥远战役，反击傅部的进犯，收复失地。傅作义看势头不对，迅速收缩部队，坚守归绥与包头两城，并派骑兵在外围袭扰解放军。当时，塞外天气严寒，滴水成冰，有利于守军而不利于野战，加上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师赶来增援，解放军于12月中旬主动解围撤退。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达成从1月13日午夜起，双方各就原地停战的协议。就在13日晚，傅作义奉蒋介石的密令，组织对解放军所占地区的偷袭，于次日凌晨抢占了集宁镇。解放军组织力量从四面紧逼集宁，于17日拂晓向傅部发起反击，歼其．一千二百余人。3月初，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代表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三方面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乘飞机到集宁、归绥两地视察，傅作义接受了停战的意见，同意与解放军绥蒙军区互派联络组调处争议，避免冲突。

    是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命令国民党部队对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8月，陈诚到归绥，令傅作义与北平方面的李宗仁协同，夺取张家口。傅为谜惑解放军，一边派周北峰同解放军商谈和平，一边秣马厉兵准备进攻解放区。

    9月5日，傅作义兵分三路，北路由陶林向集宁进攻；南路由归绥进犯深城；中路集中主力部队沿平绥线东进，抢占卓资山后，向集宁进犯。10日，解放军在集宁将傅部三个师全部包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距战场较远，不明情况，未能组织连续进攻，结果给傅部以喘息和整顿的机会。12日，傅部第一○一师赶来增援，新编第三十二师及新编骑兵第四师也尾随一○一师前来，使解放军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解放军于13日晚主动放弃了集宁。19日，傅部攻占了丰镇。嗣后，傅作义利用解放军在怀来地区与其它国民党军队鏖战之际，调集两万兵力，从集宁向张家口的侧背迂回过来，于10月8日占领了大青沟和张北两地。11日，解放军放弃了张家口。

    傅作义侵占张家口后，蒋介石被这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11日下午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国民政府于15日任命傅作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为绥远省政府主席。

    1947年1月16日，第十二战区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被委为公署主任。傅在就职典礼上说：“今后政务，重在稳定人心，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经济有办法，一切就有办法”。勉励军政人员要“安定社会，改善民主，保持廉洁作风”。

    不久，傅作义以第三十五军为基本骨干队伍，正式整编充实成三个军及两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另加十三个骑兵旅。

    是年10月7日、24日，傅作义应蒋介石电召两次飞沈阳，商讨战局。11月7日，派暂编第三军、骑兵第四师赴东北，在彰武一带与解放军作战。

    12月，蒋介石撤消了北平行辕及保定、张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总”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总部由张垣迁北平西郊日本人兴工建筑的“新市区”。31日，国民政府颁给傅作义河图勋章。蒋介石把自己的专机“追云”号(另一专机是“美龄”号)摆在北平由傅作义专用。

    1948年1月，蒋介石为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发动的冬季攻势所震惊，电召傅作义到东北参加军事会议。在此之际，蒋又指今傅的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向保定方向南下，与东北战场配合。在保定以北的涞水，解放军第三纵队在第一纵队配合下，给第三十五军沉重一击，歼灭了新编第三十二师，中将军长鲁英麟在高碑店自杀，少将参谋长田世举和少将师长李铭鼎被击毙。鲁英麟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第五期的同学及抗战时期的参谋长，俩人情谊较深。他闻讯后，在北长街住的那座小楼里痛哭了几次。

    2月，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会议，研究军事工作。会上，傅提出有权使用战斗序列的整个部队的问题(傅对华北蒋介石之嫡系部队，起初只有指挥权，而没有人事、后勤、补给等权)。但陈继承(“剿总”副司令兼北干警备总司令、军统特务)表示反对，坚持中央军的行动必须通过其批准。傅气愤地说：“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门乞讨的苦百姓，我是不干的!”他三次发电给蒋介石要求辞职，蒋竭力挽留。

    是年5月，傅作义在北平成立河北省政府，以扩大自己控制的范围。

    7月5日，东北流亡学生到东交民巷请愿时，青年军第二○八师当场枪杀学生八人，伤学生四十八人，造成“七·五血案”。国民政府监察院派谷风翔、胡文辉委员到现场调查，写成《纠举书》，称：“傅作义‘再命令不准开枪，不准打学生，陈继承有措置失当之责。二U八师搜索营长赵昌之有杀人之法律责任。”事后，傅接见学生代表时，流著泪说：“这件事一开始，我就再三指示不许打人，不许携带枪支，不料仍然发生这种不幸，实在令人沉痛，我身负华北重任，应负主要责任。”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傅作义随蒋介石飞沈阳、锦州视察。10月，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蒋急忙飞到北平，要傅率主力部队并指挥援锦之役。蒋介石打算援锦若能如愿，则可解东北危局，若失利，则可把自己在华北的嫡系部队拉走。他洞察蒋的阴谋，再三辞绝，推说此事关系国家前途大计，自己资浅能鲜，不堪重任，只有委座德高望重，以统帅地位亲自指挥，才能奏效。蒋介石不得已只好亲自指挥并调用自己的嫡系“精锐”兵团，由海路援锦。

    在此期间，解放军第二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政委罗瑞卿)、第三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政委李井泉)正在察绥地区作战。傅作义认为有机可乘，企图偷袭石家庄，威胁中共中央和华北领导机关的安全。傅率部由涿县等地经保定南下，由于冀中、冀晋地方军和民兵武装的顽强阻击，第二兵团经过艰苦的强行军赶来增援，迫使傅部匆忙向保定撤退。

    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傅作义参加了蒋介石11月4日在南京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会上，蒋要傅发言，傅连声说：“很困难，很困难。”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