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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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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   题  名: 宋庆龄   作  者: 邹英毅著   出 版 者: 昆仑出版社   出 版 地: 北京   出版日期: 1999年1月

  1950年10月、11月,我国东北大地已临近严冬,刺骨的寒风不时卷起雪花在黑土地上呼啸,而在对岸的朝鲜,则是炮火纷飞,硝烟弥漫,打著「联合国”旗号的美国军队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大较量。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宋庆龄副主席到东北视察来了。

  这是宋庆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首次出巡。她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及朱明、廖梦醒、浓粹缜、罗叔章等陪同下抵达东北后不久,即驱车前往东北边防军某部三连驻地。这个连队在历史上曾经立下显赫战功,如今驻扎在鸭绿江畔,随时准备待机出动。上午9时,宋庆龄等一行来到连队,向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她察看了伙房,然后走进战士宿舍,与年轻的战士们围坐一起,亲切交谈。宋庆龄看到部队士气高昂,边防巩固,感到很放心。她在返回途中,对同行的同志们说:“我们开国不久,就能把遭受敌人蹂躏的破烂摊子很快地恢复和整顿,还能抗美援朝,这样的事应当大大宣传。”

  随后,宋庆龄一行马不停蹄,先后视察了黑龙江省呼兰县永贵村、双城县民和村和吉林省蛟河县保安屯、长春市郊区胡家店子。在这四个完成了土地改革的村子里,宋庆龄亲身访问农户,和农民座谈,与农民一起合影留念,亲眼看到了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感受到了土地改革的巨大作用。她在以后撰写的《新中国向前迈进》这篇调查报告中兴奋地写道:“土地改革改变了基本的经济情况,因而给东北农村的农民改变整个政治环境和政治机构铺平道路。群众的自由,代替了旧日所受的压迫。群众的权力,代替了集中在地主及狗腿子手中的暴力。这些变革比起生产上的进展,不仅并不逊色,而且与它有不可分解的联带关系。”在这篇调查报告中,宋庆龄运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这一年东北农业丰收总结了四条基本经验:一是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因而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二是改进了耕作方法,农民认识到有了科学的协助,生产才能大踏步地前进;三是农业劳动力组织得好,建立了以自愿参加和互助为基础的农业变工互助组;四是劳动模范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宋庆龄在深入农村调查的同时,对城市建设和工业同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她先后视察了哈尔滨铁路修理厂、小丰满发电厂、吉林造纸厂、大连远东电力公司、大连运输公司、鞍山钢铁公司。在鞍钢,宋庆龄第一次看到汗流浃背的炼钢工人把巨大的熔炉炉门打开,只见一道灿烂的光芒喷射而出,钢水从巨大的炉中倾泻而下,散发硕大无比的火花。此时宋庆龄心花随钢花同时开放。她说:“我心里不由想到:‘这是中国的生命力。’”

  此次宋庆龄冒著严寒,走遍了东北三省,行程4260公里,先后访问了54个地区和工程,其中包括东北的七个主要城市,视察了四个村子、十一个工厂、十一个矿场及不计其数的教育文化和福利机构。每到一处,她都认真听取当地负责人的汇报,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并要随行的同志详细作记录。同时,她还深入到田间、车间察看生产情况,到农户和工人家庭进行访问,与众多的工人、农民和基层干部直接交谈,并仔细阅读了大量的书面材料,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扩大了视野,对许多重大政策的执行情况有了透彻的了解。从东北调查回京以后,宋庆龄抓紧时间写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先后发表在《中国建设》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在这篇调查报告的最后一节,宋庆龄激情满怀地为新中国开国第一年的成就和美好前景鼓舞欢呼:

  总结一下我从东北所得到的主要印象吧:

  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军阀割据、国民党的腐败政权都已经完全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

  这使得土地改革可以完成并获得巩固。东北的农民再也不会回到过去受压迫、封建、贫匮的日子了。他们已走上了集体努力的道路,走上了导入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这使得城市的工人阶级解放了他们的创造才能。加上苏联专家在真正国际主义精神下的协助,他们正迅速地重建著工业,为了它在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未来发展打下了一个基础——新民民主义时代是走向完全组织起来的,高度效率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业的准备时期。

  这使得农民和工人都能享受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物质上得到利益,文化上长足地进步。我们灵敏而富创造性的人民正被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的公民,逐渐变成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的人。

  东北证明了新中国确实在朝著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

  东北之行是宋庆龄第一次深入基层,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以后,她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经常挤出时间视察各地,了解民情,以下是其中主要的几次:

  1951年11月,宋庆龄视察华北地区,参观张家口市干部子弟保育院和市郊的老鸦庄,向农民了解生产情况;在大同慰问煤矿工人;视察北戴河空军某部,并与飞行员亲切交谈。

  1955年5月,视察上海国营第一棉纺厂,访问先进生产者杨富珍等人家庭。6月,到江苏松江专区,视察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领导的农业社。

  1956年2月,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回国后在昆明暂停时,见缝插针,视察昆明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昆明市街道工作。

  1958年10月,视察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和工人一起在食堂进餐。

  吟诗九女墩深情寄于妇女解放

  1953年12月,宋庆龄到武汉视察,听陪同人员介绍,武昌著名风景区东湖有个九女墩,那里埋葬了太平天国九名女战士。相传她们是天王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从广西带出来的女营亲兵。在太平军攻打武昌时,她们跟随洪宣娇冲锋陷阵,首先冲进武昌城。后来清军大举反扑,围攻武昌。九名女战士陷入清军重围之中。清军统领用无耻语言诱骗她们放下武器。但是她们宁死不屈,冲进敌营,杀死了许多“清妖”,最后壮烈牺牲,葬在东湖渔光村头。九名女战士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后人对她们依然十分敬仰,许多人在她们葬身之处培土加砖,后来在这里修建了九女墩。宋庆龄听了十分感动,当即来到东湖,在九女墩前驻足凭吊,并当场吟诗一首,题为《无名烈士》:“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远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有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肯低头。她们反抗,为了人民。她们献出一切,为了人民。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更有千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燃烧著革命的火焰,裹扎起战斗的创伤,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她们同样地无名,她们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为了敬仰她们,也为了敬仰所有的中国妇女。我们纪念著过去,为了展望到将来;我们今日正在建设著明天,为了所有的人民。”

  这首诗由革命老人何香凝亲笔书写,刻石立碑,树立在九女墩前。

  这动人的诗篇,歌颂了往日的女性英烈,更寄托著作者对今天中国妇女的殷殷期望。

  是的,宋庆龄作为一位女性,对于妇女在过去年代所处的悲惨、屈辱地位及奋起抗争的历史,自有其深切的感受,因而对于妇女解放更有著执著的追求。早在1913年她在美国威斯利安女子学院学习时,就撰写了《现代中国妇女》,提出,要提高人类中占半数的男子,不能不同时提高人类的另一半(妇女)。1924年12月28日,她陪同孙中山北上路过日本神户时,在女子高等学校发表的妇女运动演说中,强调了“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后来,她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在广州,在武汉,都曾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妇女工作,并多次亲自创办妇女训练班,培训妇女工作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成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但是,她同样以极大热情关注妇女和儿童工作,在历次中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她都当选为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是中国和世界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

  宋庆龄对妇女运动最突出的贡献,是从理论上论述了妇女的地位及妇女争取解放的道路。她把妇女和儿童工作提高到关系民族兴衰、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高度,使整个社会在认识上跃升了一大步,从而为开创妇幼工作新局面创造了条件。1953年4月16日,她在《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中指出:“没有一个革命运动是没有妇女参加而能够成功的。……除非信赖大多数妇女群众积极地发挥她们的全部能力,我们革命的目标就不可能完成。”强调不仅革命成功离不开妇女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1955年5月,她在《我们将尽一切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如果在保卫妇女儿童权利方面没有进展,那么人类和国家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保卫妇女儿童,就是保卫人类的未来。对于妇女争取解放,宋庆龄早在1949年12月11日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有句名言:“妇女解放不会是别人装在银盘子里给我们送上来的。我们必须自己争取解放。”后来,她又不断强调,要真正实现妇女解决,不仅要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方面与男子具有平等的权利,而且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即提供更多的妇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等设施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如今已成为当代妇女工作普遍遵循的原则。

  宋庆龄不仅从理论上对妇女运动作了精辟论述,同时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关怀妇女的生活和福利。每次外出巡视,她总要亲自访问工人农民家庭,同普通女工、农妇直接交谈,了解她们的疾苦。她经常提出要办好托儿所、幼儿园与食堂、妇产医院,为妇女解决实际困难。1951年9月,宋庆龄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得到的巨额奖金。她马上在奖金汇款单上亲笔批示:“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遵照她的批示,福利会用这笔奖金在上海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到1981年她逝世时,这个保健院已发展成拥有350张床位,包括产科、妇科和计划生育科的大型现代化医院,每年接受住院分娩的产妇与妇产科病人达8000多人次。直到1978年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年过八旬的宋庆龄还莅会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词,她语重心长地说:“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权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平等。”她仍然没有忘记要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又一次呼吁要“办更多更好的幼儿园、缝纫社、洗衣房等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

  为儿童幸福愿流尽最后一滴心血

  如果说,宋庆龄毕生满腔热忱地从事妇女工作,那么,她对儿童工作更是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做了许多实事。像宋庆龄这样伟大的人物,担任著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日夜置身于紧张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中,仍然亲力亲为,在妇女儿童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使外国不少政治家感到惊异。

  其实,宋庆龄热爱儿童出自天性。她一生无儿无女,把全国儿童视为自己的儿女。早在战争年代,宋庆龄就曾尽心竭力,为救济受难儿童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日战争中,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在全国、全世界发起了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用募集来的资金和物品设立了许多保育院、难童收容所和孤儿院,在各地收容难童;建立了为难童服务的医院、学校、托儿所和识字班,使千百万战灾儿童得到救助。解放战争时期,她在上海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儿童福利站和儿童剧团,收容救济流浪儿童,自己还经常到福利站看望儿童。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更加热爱少儿工作。她把保证儿童健康成长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反覆强调“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多次指出:“要有强健的民族,先从母性及儿童福利著手”。她不仅到处为少儿工作大声疾呼,而且亲自筹划操劳,付出了无数心血。1950年8月15日,她宣布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称“中国福利会”,规定今后福利会集中力量从事妇女儿童福利工作。次年11月,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她被选为委员会主席,从此她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积极领导该会开展工作。1953年7月,她将所著《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保卫儿童委员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都要发表讲话、撰写文章或致词祝贺,号召国人关怀、爱护儿童,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因此,全国各民族的儿童,都亲昵地称她为“宋奶奶”,视她为大家共同的慈祥的祖母。

  宋庆龄热爱儿童,但一贯反对溺爱孩子,她强调以各种方式教育儿童,并为此做了许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如创办《儿童时代》半月刊,在上海建立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少年宫,创建第一个儿童剧团等等。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她前后几十年亲自指导儿童剧团以艺术形式对儿童进行形象教育。儿童剧团于1947年成立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宋庆龄一直将其视为自己的“掌上明珠”,倍加爱护。她指示剧团从穷孩子中招收演员,定下剧团的方针是为儿童演出,通过儿童典型的形象感染儿童,寓教育于文娱之中,不搞成人剧;指导剧团自己编写儿童剧,培养自己的第一流的乐队,选择最好的院址,并把导演、编剧派到国外观摩,使这个剧团逐步发展成为有自己的演员、编剧、布景设计和舞台管理,有自己的舞蹈班和管弦乐队的优秀演出团体。1952年国庆前夕,宋庆龄亲自率领儿童剧团从上海来到北京,于10月24日晚向中央领导人作汇报演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孩子们的演出后非常高兴。毛泽东当即提议,让孩子们到怀仁堂为首都少年儿童公演四天。邓颖超高兴地对剧团的同志说:“儿童剧团是第一个进怀仁堂演戏的。”在北京演出期间,宋庆龄特地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家里做客,亲自招待孩子们喝茶、吃点心。1956年儿童剧团再次赴京演出。在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中,儿童剧团的《友情》获得了演出、剧本、导演、舞台技术革新和表演等六项奖,受到广泛好评。宋庆龄闻讯后极为高兴,特地把孩子请到家里吃水饺,勉励他们多为全国少年儿童演好戏。1957年剧团扩建为儿童艺术剧院,人员发展到300余人,先后创作和演出了150多个剧目。其中《马兰花》、《小足球队》、《童心》等多次获奖。1979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轻视儿童剧的歪风,有人提出取消儿童剧院。宋庆龄当即挺身而出,于2月12、13日,连续两次致函儿童艺术剧院,严肃地告诫人们:“我创办儿童剧院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把这股歪风顶了回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宋庆龄对维护儿童合法权益、增进儿童福利、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态度之坚决,情感之深笃,和她著眼于未来的政治远见。

  宋庆龄进入晚年以后,由于体衰多病,尽量减少各类活动,惟独对儿童工作仍然念念不忘。直到1981年5月,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还接连写了三篇有关儿童工作的重要文章,这是她毕生最后的三篇文章。她在发表于5月2日《人民日报》上的《更好地为下一代著想》一文中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倾诉了她一生对儿童全部的爱。5月14日,“六一”儿童节报告会召开前,宋庆龄已经病危,不能出席大会了。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她重重地叹著气,挣扎著下床,要去办公桌上写信,但已力不从心,只好让人把纸和笔拿来,她靠在病床上,托著一块木板给儿童节报告会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贺信。信中说:“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这封信是她一生最后的遗墨。此时距她逝世仅十五天。宋庆龄真正把她的最后一滴心血洒在了培育少年儿童的园地里。

  公仆风范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她是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宋庆龄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共同操劳中,他们互相支持,互相信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对宋庆龄十分尊敬,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与她交换看法,听取她的意见。宋庆龄也经常就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坦陈己见。他们之间在政治上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生活上也互相关怀,经常往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经常看望宋庆龄,有时还携同子女在宋庆龄家里做客。

  宋庆龄身居高位,但她自青少年时代就接受民主思想的熏陶,具有彻底的民主思想,始终把自己看做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全自觉地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公仆。在公开场合,人们看到宋庆龄仪态雍容,举止庄重,言谈温文尔雅,起坐有时还由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等亲自搀扶。如果你真的以为宋庆龄“派头”不小,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宋庆龄从来没有一点官架子,丝毫没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始终平等待人。对外界群众是这样,对身边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她常对服务人员说,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你们就是我的亲姐妹,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共同的,一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她的随身保姆李燕娥,16岁经人介绍来到她身边。李燕娥深感宋庆龄仁慈宽厚,就像大姐姐一样,因此心甘情愿照料宋庆龄一辈子,陪伴宋庆龄整整五十三年。宋庆龄从来没有把她当佣人看待,一直亲切地称她“李姐”。俩人风雨相随,甘苦与共,情同姐妹。1981年2月5日,李姐病逝。当时卧病在床的宋庆龄悲痛万分。她强撑著病体,亲笔给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姐后事安排的批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李燕娥的骨灰盒迁送上海之前,宋庆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著骨灰盒,把脸在骨灰盒上亲了多次,口里不断呼唤著「李姐、李姐!”泪珠点点滴落,久久不忍放开手,在场人员无不为之感泣。4月2日,李燕娥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庄重的安葬仪式,宋庆龄送了花圈,为她立下墓碑,墓碑上写著:“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两个月之后的6月4日,宋庆龄的骨灰也安葬在这里,墓穴与李燕娥平行,并且一般大小。这就是共和国副主席与一位保姆生死相依的姐妹情谊,人们可以看到宋庆龄彻底的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在这里熠熠生辉。

  在工作上,宋庆龄事必躬亲,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尽量自己动手,不依赖助手和秘书,这是她彻底的民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由于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她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文件、材料和群众来信,事务繁多。因此,她通常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稍稍活动一下身体后就开始办公。为了不影响身边工作人员休息,她常在头天晚上就交待:“替我把东西放停当,夜里我要办公。”不让他们早起作陪。她领导的中国福利会下属有七个部门,这七个部门各自担负著不同范围的工作。每天下午下班前,他们各自把有关的文件和材料送到传达室,然后由警卫把文件送到宋庆龄办公室。第二天一早,各部门就能在上班时取到经宋庆龄亲自审阅批改过的文件和材料。对于大量来信,她也是当天或隔天就立刻回信。这就是宋庆龄的工作态度和办事效率。在生活上,宋庆龄一贯朴素,从不铺张浪费。饮食很简单,平时每餐都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而且是做什么,吃什么,自己从不点菜。穿著很平常,在家时穿普通的衣服,与一般老百姓穿的差不多,只有在参加重要会议或外事活动时,为了礼仪,她才选择质料较好、款式高雅的衣服穿上,回家后马上换上家常便服。

  特别可贵的是,宋庆龄不但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公仆,毕生洁身自好,从不以权谋私,而且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防止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具有很高的警觉性。早在1965年她在总结建国十六年工作时所撰的《解放十六年》一文(载《人民日报》1965年12月31日)中,就郑重提出:“保持党的纯洁是最重要的,而在这方面,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起著决定性的作用”,明确地把保持党的纯洁性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进而深入地阐述:“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认为,共产党的党员和它的拥护者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全心全意地为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革命纲领的基础上,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以孤立顽固的敌人。他们必须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必须谦逊,必须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并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们与人民群众之间,无论在思想上、精神上或物质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允许存在任何距离。”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总之,在思想上视自己为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毕生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心为民,从不谋私。这就是宋庆龄——人民公仆的典范。

  革命,伴随著爱情

  宋庆龄从美国来到孙中山身边,走上了她一生革命的起点,同时也是她与孙中山由相识到相知、相恋的起点。从此,他俩在十年惊涛骇浪的革命征途中,生死相依,甘苦与共,用爱情的音符,谱写了一曲不同凡响的革命乐章,令世人为之荡气回肠。

  孙中山最早见到宋庆龄,是在1894年。这一年秋天,他带著《上李鸿章书》,偕陆浩东北上,在上海宋嘉树家第一次见到了宋庆龄。当时,她仅仅是个一岁多的婴儿。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内外交困,孙中山短暂回国,于当年8月从日本横滨秘密乘船到了上海,曾几次到宋家访问,与宋嘉树讨论进行反清革命的问题。当时,宋庆龄7岁,虽然稚气未脱,但是聪慧过人。她见到了这位来访者,并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孙中山的救国大志和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在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她听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这个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自己选择管辖他们的人,选择替他们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要为这个目的而死。这番发自肺腑的谈话,使宋庆龄深受感动。她轻轻地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轻轻的一句话出自这位稚嫩可爱的小姑娘口中,使孙中山激动不已。他连忙说:“不错,庆龄,当然你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得帮助我。”后来,直到宋庆龄远渡重洋赴美学习,与大姐一起回忆童年往事时,还虔诚地对霭龄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孙先生所说的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故,但是这些话一直印入我心里的深处。”可见,宋庆龄从幼年时代起,就非常崇拜孙中山,孙中山的形象始终深深藏在她的心灵之中。

  如今,宋庆龄学成归来了。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稚嫩的小姑娘,而是一位受过美国大学教育,满怀革命激情,准备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一位美丽动人,亭亭玉立的妙龄女郎。在到达横滨后的第二天(即1913年8月30日)晚上,她就在父亲和姐姐陪同下,从横滨来到东京孙中山的寓所拜访。当她见到这位自己一贯崇拜的英雄时,童年时代的种种回忆,留美期间心中的无限憧憬,一齐涌向心头。她怀著十分激动的心情向孙中山问候,并带给他一箱加利福尼亚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宋庆龄经常去东京拜访孙中山。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关于孙中山的行踪》记载,9月16日至9月27日,宋庆龄在父亲宋嘉树和姐姐宋霭龄的陪同下访问孙中山6次,自己单独访问孙中山一次。她坚定地表示,愿意协助孙中山做革命工作。以后,大姐宋霭龄准备与孔祥熙结婚,从1914年5月24日开始,宋庆龄单独前往孙中山寓所,两姐妹同去的次数日渐减少。6月以后,宋庆龄开始为孙中山承担更多的秘书工作,去孙中山寓所的次数更多了。9月以后,宋庆龄正式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从此每天由父亲宋嘉树陪同前往东京赤阪区灵南26号孙中山先生处工作。1914年底到1915年春,宋庆龄经常来往于上海与东京之间,始终与孙中山保持密切接触。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记载:1914年10月、11月间,宋庆龄回上海。11月29日与1915年1月14日,孙中山两次去信上海给宋庆龄。3月17日,宋庆龄由上海到东京,孙中山乘车至东京车站,迎接宋庆龄。长期密切的接触,共同的理想,相互的支持,使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迅速发展。

  当时的孙中山,正处于逆境之中。由于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他被迫流亡日本,许多过去追随他的革命党人经不起失败的挫折,思想动摇,意志消沉,有的甚至卖身投靠袁世凯,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同志不多。在此危难时期,孙中山再次表现出一个革命伟人所具有的坚强意志和愈挫愈奋的博大胸怀。他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于1914年6月在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筹划组织讨袁的“三次革命”,并先后在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山西等地发动反袁的武装起义。可惜由于没有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投入斗争,这些分散的起义最终都归于失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处于十分艰难困苦的时期。宋庆龄的到来,特别是她不怕一切困难与挫折,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使孙中山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鼓舞与慰藉。她才思敏捷,擅长写作,加上外文根底深厚,帮助孙中山整理文件、处理电函、搜集资料、接待联络,内勤外联无不得心应手,逐步成为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上的得力助手。此时的宋庆龄,由于自幼年时代憧憬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宿愿得到实现,心情十分愉快,在和孙中山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她在写给仍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的信上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表达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一片真情。在与孙中山朝夕相处中,宋庆龄进一步受到孙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对这位革命伟人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在敬仰崇拜之中逐步萌生深深的爱意,并大胆地向孙中山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在孙中山,由于革命连遭挫折,心灵所受的创伤和只身流亡海外的孤寂,都从宋庆龄无限热情的关怀帮助中得到了莫大的抚慰。而她又是这样的年轻美丽,才华出众,热情洋溢,温柔体贴,孙中山不由自主坠入爱河,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宋庆龄了。细心的房东梅屋夫人发现了他的心事,曾直率地提醒他,与年龄相差如同父女的宋庆龄恋爱结婚,会折寿的。孙中山回答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如果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足见孙中山对宋庆龄爱恋之深。至于宋庆龄,她对孙中山的爱更多的是建立在理想与崇拜的基础之上的。事隔50年之后,当美国记者斯诺问她:“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她回答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私奔,毅然私奔

  孙、宋俩人当时尽可能地保守著爱情的秘密。尤其是孙中山,对与宋庆龄的感情的进一步发展,持十分慎重的态度。一方面因为他与宋庆龄的年龄相差悬殊。正如《宋家王朝》一书的作者所评论的:“这是冬天与春天谈恋爱。他年近五十,而她二十刚刚出头。”另一方面,孙中山已有妻小。但是,宋庆龄态度鲜明。她坚定地对孙中山说:“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而革命是不管年龄的。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很快,孙、宋俩人爱情的秘密就为宋家所察觉。当时许多人认为,最早发现这个秘密的人,是庆龄的大姐宋霭龄。她曾担任孙中山秘书多年,并从生活上给予孙中山多方帮助和照顾。但俩人的感情未能进一步发展。她凭著女性特有的敏感,断定妹妹已与孙中山相爱,而这正是她所难以接受的,于是向父亲宋嘉树报告了这个秘密。有趣的是,十年之后极力撮合并促成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也正是当年极力阻挠孙、宋联姻的大姐宋霭龄。这是后话。如今,宋嘉树听说庆龄竟与自己的老朋友、同龄人相爱,大为震惊。他突然宣布全家立即回国,带著庆龄和新婚燕尔的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与孙中山不辞而别,悄悄离开日本。据说,这也是宋霭龄出的主意。回到上海后,全家人向宋庆龄提出,她与孙中山年龄相差过大,孙中山家中有妻子和子女等等,众口一词地劝说她放弃与孙中山结合的念头。但是,宋庆龄态度很坚定,她反覆说明自己的心己倾向革命,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上需要自己,她自愿和他生活在一起,帮助他工作。她在写给仍在美国读书的宋子文、宋美龄的信中,明确地说:“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为了迫使她打消与孙中山结合的念头,宋家还匆忙地为她物色了一个名门子弟,并由宋嘉树宣布俩人订婚。这使宋庆龄极为愤慨,发誓不与此人成婚。宋嘉树十分恼怒,于是将她软禁在楼上。宋庆龄警告说她要私奔。宋家严加防范,把她反锁在自己的寝室里。

  在此期间,孙中山在日本妥善处理了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婚约。他把卢夫人从澳门接到东京,协商办理离婚手续。卢夫人虽然是个没有文化的旧式女子,但深明大义。她与孙中山结婚完全是由父母包办,婚后俩人长期分离。她自感学识不够,两人在理想、志趣、知识与生活习惯上都存在很大的距离,缺乏感情,徒有夫妻名分,因此,同意和孙中山签订了离婚协议书。

  随后,孙中山请香山县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宋庆龄童年时代的好友慕菲雅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10月中旬,宋庆龄会见了朱氏父女,阅读了他们带来的孙中山的信。信中请宋庆龄立返东京,面谈要事。朱卓文还向她面述了孙中山与卢慕贞协议分离的经过,出示了二人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宋庆龄为此深受感动,她毅然决定离家出走,回到孙中山身边。后来,她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当时的经过时说:“那天晚上,“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随即偕同朱卓文父女登上轮船。10月24日,他们抵达东京。孙中山怀著激动的心情,亲自开著汽车,提前40分钟到车站迎接宋庆龄。对她离家?h奔这件轰动一时之事,宋庆龄曾于1927年5月在武汉向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亲口讲述过。她笑著告诉斯特朗,她是怎样反抗家庭包办的婚姻,从而震动了上海的上流社会:“因为像我这种家庭的女孩子是从来不解除婚约的,并且私奔到日本,和孙博士结合。”这件事突出地显示了宋庆龄不屈服于任何传统世俗观念,不屈服于各方面的压力,坚决走自己选定的道路的可贵勇气与独立性格。对此,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评论道:“在她的婚姻问题上,宋庆龄不屈从父母,第一次显示了她的勇气。她为伤害了他们而感到痛苦,但没有动摇她的决心。她继续不屈从于任何人和一切企图对她施加的压力,不去做或不去说她内心认为违背中国或中国人最大利益的任何事情。在未来的艰难岁月中,由于她的正直、诚实和无私的行动,甚至那些不易对付的、对她爱挑剔的人,也认为她是中国的良知。”

  到达东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宋庆龄与孙中山到牛迂区袋町5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举行结婚仪式,并由和田瑞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誓约书》原文为日文,译文是:“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当天下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大久保百人町350番地(即今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23号)的梅屋吉家举行茶点宴会,作为公开的结婚典礼。宋庆龄头戴大花边帽,身穿淡雅雍容的裙服,十分俏丽动人。孙中山和她手拉著手进门来到中庭,等待在那里的摄影师为他们摄影留念。当晚,他俩宿于东京青山原宿109号。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曾遭到孙中山的一些亲朋和战友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认为很不妥当。在孙、宋结婚时,除廖仲恺、何香凝和陈其美外,当时在东京的中华革命党人都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对此,孙中山毫不理睬,他坦率地对反对他同宋庆龄结婚的同志说:“我不是神,我是人。”他胸怀坦荡地表示:“我爱我国,我爱我妻。”反对最强烈的依然是宋庆龄的父母。宋嘉树发现女儿逃跑后,立即和妻子倪桂珍乘客轮赶往日本。可是,已经晚了。当他们赶到东京时,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已经举行完毕。但是,宋嘉树夫妇在回国后,还是特地为女儿结婚补送了一套精致古朴的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作为嫁妆。宋庆龄一直视这份嫁妆为最珍贵的纪念物,在以后的几十年,始终珍藏在身边,寄托了她对父母的一片深情。

  对宋庆龄来说,她把结婚视同上学。她在婚后写给她的同班同学安妮·安德逊的信中说:“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去上学。不过,那里没有考试来麻烦我罢了。”事实上,宋庆龄结婚后的确是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大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使她成为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理论“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的坚定的革命者。

  孙中山对与宋庆龄结合同样感到非常幸福。他在1918年10月17日结婚三年之后,写给他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的信中自豪地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两开大帅府蒙难在羊城

  宋庆龄结婚以后,与孙中山一道积极地投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三次革命”。当时,讨袁烽火在全国各地燃起。1916年1月1日,蔡锷等在昆明誓师,通电全国发起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迫使袁世凯于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废止“洪宪”年号。4月9日,孙中山、宋庆龄参加了革命党人在东京举行的集会,欢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胜利。27日,宋庆龄随孙中山离日返沪。5月9日,宋庆龄协助孙中山起草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发表,号召人民“除恶务尽”,“无遗一日纵敌之患”,明确表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以维护民主共和为根本,“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宣言义正词严,痛斥袁贼倒行逆施的罪行,大大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给妄图苟延残喘、伺机再起的袁世凯以沉重打击。6月9日,袁世凯在全民唾骂声中忧惧而死,民心大快。8月,孙中山、宋庆龄与一部分老同盟会员聚会,游览杭州西湖,共享山水之乐。

  袁世凯死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一心推行独裁统治,悍然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企图以武力讨平南方护法势力,统一中国。孙中山毅然挺身而出,领导开展反段护法运动。于1917年7月6日率“海琛”号军舰南下广州,发起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宋庆龄随行。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开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岛士敏土厂,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发布宣言,准备率师北伐。宋庆龄一直陪同孙中山于大元帅府默默工作,当好孙中山的助手。由于受西南军阀和官僚政客的排挤打击,孙中山各项革命主张根本无法实行,乃于1918年5月4日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于21日偕宋庆龄等离广州回到上海,定居于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他潜心著书立说,总结革命经验,研讨三民主义。宋庆龄以巨大热情协助搜集、整理资料,抄写、打印文稿,研究各项理论问题,辅佐孙中山完成了《建国方略》这部鸿篇巨著。他们当时形影相随,在逆境中互相依靠,心心相印。在此期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学生无罪”的援救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的电报,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并多次陪同孙中山接见北京南下学生。7月中旬,她代孙中山起草致广东军政府电,要求立即释放在广州响应五四运动而被捕的工、学界代表,指斥桂系军阀倒行逆施的行径。

  1920年10月,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在孙中山的督促下,从福建回师讨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驱逐了桂系势力,占领广州。11月下旬,孙中山偕宋庆龄第二次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再开大元帅府,领导开展第二次护法运动。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于6月挥师西进,讨伐广西桂系残余势力。宋庆龄积极襄助。她与何香凝一起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自任会长,辛勤奔走,向各方筹集款项及慰问品,率领慰劳队亲赴广西梧州前线,慰问讨桂部队,使官兵们受到很大鼓舞。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战斗,广西平定,两广统一,孙中山决定乘胜出师北伐。于11月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准备挥师由桂出湘北进。12月,宋庆龄率领“红十字”会员抵达桂林,参加北伐。她发动组织妇女,成立了“桂林妇女联合会”,支援前线,并经常陪同孙中山视察各地军务。同时伴随他游览了叠彩山、伏波山、隐山、七星岩等名胜古迹。在北伐军准备由桂出湘北进时,留守广东的陈炯明,断绝了北伐军的后方供应,并勾结湖南督军赵恒惕,阻遏北伐军出湘北进的通道。孙中山被迫于1922年4月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粤北韶关,准备改道江西北进。宋庆龄不辞辛劳,亲率红十字会员随同孙中山赴韶关督师。当时,北伐军兵分三路北出江西,前锋已攻占赣州。但是,祸生不测,6月16日爆发了陈炯明叛变的严重事件。

  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原为1917年孙中山主持军政府时广东省长公署的20营警卫军,后改为孙中山大元帅直辖的粤军,由孙中山亲自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后该军被桂系排挤到福建,处境十分困难。孙中山竭力保护,不仅派多名得力干将前往襄助,还经常拨巨款接济。以后孙中山被排挤到上海,在生活十分穷困时,曾将莫里哀路的住宅三次抵押给银行,将所得款项接济粤军。由于孙中山几年来的苦心扶持,粤军得以逐渐壮大。1920年,陈炯明率粤军攻占广州后,逐渐控制了广东军政大权。从此,他拥兵自重,为巩固个人的权力和地盘,竟与滇、桂军阀相勾结,大搞军阀割据。1922年5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韶关坐镇指挥北伐,陈炯明乘机潜师回到广州,妄图取孙而代之。孙中山察觉这个危机后,便带著宋庆龄及500人卫队赶回广州。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以四千人围攻总统府,并动用大炮、机关枪轰击总统府及孙、宋住所粤秀楼,欲置孙中山、宋庆龄于死地。在此危急时刻,孙中山愤然表示要固守总统府,戡平内乱,“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经周围同志苦苦相劝,孙中山勉强答应撤离,但坚持让宋庆龄先行撤离。在生死关头,宋庆龄大义凛然地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自己留下,以分散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孙中山安全撤离。孙中山不得已,命令500名卫队全数留守,保护宋庆龄,自己化装从枪林弹雨中逃出重围,最后登上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宋庆龄在孙中山安全脱险后,一直坚持到早晨八时,当叛军冲进总统府时,才在两名卫兵和一名副官的掩护下突出重围,在“火烧到头发上”的险境中乘乱逃出。以后,她又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奔波,多次与叛军遭遇,险遭不测。终于穿过叛军层层封锁,于17日晚辗转到达黄埔,“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在广州遇险之时,宋庆龄正怀孕在身,由于紧张奔波劳累,她在脱险途中流产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

  孙、宋在永丰舰会合后,宋庆龄于6月下旬经香港回上海休养治疗。以后,孙中山因北伐军回师讨陈失利,孤军无援,也于8月14日抵达上海,与宋庆龄重聚。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在羊城蒙难的生死关头,宋庆龄无私无畏、大智大勇的风范,赢得举世之人的敬仰。事后,她用英文写了《广州脱险》一文,真实记述事件经过,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一年之后,孙中山、宋庆龄重返广州,于1923年8月重登永丰舰,与官兵合影,纪念羊城蒙难一周年。

  三开大帅府试飞“洛士文”

  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是最严重的,教训也是最深刻的。在这场祸乱中,孙中山与宋庆龄性命几乎不保,死里逃生回到上海。他们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精神深深地陷入彷徨与苦闷之中。正是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关头,孙中山痛定思痛,总结失败的教训,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完成了他一生伟大的转捩:从走学习西方的老路到形成“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思想,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这使他的生命在晚年放射出灿烂光辉。宋庆龄在帮助孙中山完成这个伟大转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早在1918年夏天,正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处境极为困难的时刻,孙中山曾毅然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对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示敬意。这份电报就是由宋庆龄协助起草的。电文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列宁接到这份电报后极为感动,它成为连接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最早的纽带。其后,列宁和共产国际先后派出马林、达林、越飞、鲍罗廷等人来中国,在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同时,帮助孙中山解脱困境,推动国民党改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宋庆龄不仅经常陪同孙中山会见来访的代表,并且为会谈前的准备与会谈后的联系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在这一时期,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曾多次到孙中山寓所,对中国革命与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宋庆龄常常参与他们的会谈。这些会谈为孙中山下定决心联俄、联共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积极采取联合苏联的新步骤,同时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步伐。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指出:“今日之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抒发者民众之感情”,“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宣告了孙中山从依靠地方军阀改变为依靠广大民众的“扶助农工”思想的确立。1月26日,孙中山在与越飞多次会谈后达成协议,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从此奠定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基础。

  在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计划顺利推进的同时,孙中山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进展。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号召各路讨贼军“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1月16日,滇、桂、粤联军攻克广州,陈炯明叛军节节败退,逃往惠州。2月15日,孙中山应各路将领和党政要员敦请,偕廖仲恺、蒋介石等离沪赴粤。当时宋庆龄为协助孙中山处理在上海的一些要务,没有随行。21日,孙中山抵广州,三开大元帅府,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5月2日,宋庆龄从上海到达广州。当时,陈炯明叛军虽已从广州遗退,但仍然盘踞惠州,企图反扑。而进据广州的滇、桂军则飞扬跋扈,争权夺利,对孙中山经常阳奉阴违,甚至公然不服从命令。广东革命政权随时有被颠覆的可能。为挽救危局,振作士气,孙中山经常亲赴前线指挥战斗,到后方医院慰问伤兵。宋庆龄一到广州,就不顾劳累和艰险,连续几天到广州各伤兵医院慰问伤兵。以后又多次陪同孙中山巡视前线,慰问后方伤兵。

  孙中山从实践中深感建立一支空军十分重要。1917年他在广州任大元帅时,曾派人去美国购买飞机。1920年重回广州重组军政府时,又在广州设立了航空局,从维修进口飞机进而著手建厂自造飞机。在孙中山关怀、督促下,第一架飞机终于在1923年6月装配成功。为了表达对孙中山、宋庆龄关怀中国航空事业的敬意,这架飞机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Rosa-monde(罗莎蒙黛)的广东话译音“洛士文”命名,并决定于7月上旬在广州郊区大沙头机场举行“洛士文”号命名试飞典礼。这一天上午,晴空万里,孙中山在宋庆龄及文武官员陪同下来到机场。只见机场上停放著一架螺旋桨式的双翼机,这就是中国自己装配的第一架飞机。机身由三夹板制成,机舱设两个座位,没有舱盖。试飞员黄光锐肃立于机舱旁,等待著参加试飞的第一位乘客。孙中山用目光向左右文武官员环顾,探询谁愿登机当第一名乘客时,大家都面面相觑,没有人做出回答。这也难怪。当时,在世界上坐飞机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在中国这更是头一回。这第一架中国人自己装配的飞机性能如何,能不能平安地飞行和降落?大家对此都感到担心和怀疑,谁也不愿拿自己的生命去冒这个险。这时,只见一位年轻女子矫健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她就是大元帅夫人宋庆龄。她的勇敢行动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全场的文武官员以惊奇、敬佩的目光目送这位端庄秀丽、文静纤弱的夫人面带微笑,迈著轻盈的步子,登上没有舱盖的飞机。摄影记者赶紧举起照相机,拍下了孙夫人独自端坐在中国装配的第一架飞机上的珍贵镜头。飞行员黄光锐随后登上飞机,帮助宋庆龄系好安全带,接著以熟练的技术驾机冲上蓝天,在天空盘旋两周之后,又作了拔高、俯冲、侧翼等特技表演,最后平稳地在跑道上降落。当宋庆龄从容地走出机舱时,孙中山和在场文武官员一齐拥上前去祝贺,共庆试飞成功,称赞飞行员技术高超,更赞扬宋庆龄的勇敢。这是宋庆龄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一大壮举。消息传出,举世为之景仰。在场的孙中山更是激动不已。他欣然与宋庆龄并肩站在“洛士文”号前摄影留念。

  以后,宋庆龄经常陪同孙中山巡视各地防务与军事设施。10月11日,视察了广州飞机制造厂;21日至23日,赴虎门要塞巡视镇远、沙角、大小横档、大小虎山等各处炮台和要隘,检阅官兵。进入1924年,宋庆龄协助孙中山紧张筹划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她虽然没有以代表的身份参加这次大会,但辅助孙中山依靠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粉碎了右派的阻挠与破坏,为实现国民党改组,胜利召开国民党一大、确立三大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6月16日,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蒙难两周年纪念日,孙中山亲手创办的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参加开学典礼,接见军校教官和各学员队队长。他们登上主席台,端庄、秀丽的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而立检阅学员队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庆龄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先驱。早在1927年2月,她就与世界著名人士爱因斯坦(美国)、高尔基(苏联)、罗曼·罗兰(法国)、巴比塞(法国)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反帝大同盟”。1927年12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1929年8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两次反帝同盟大会上,她都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3年,在德国法西斯势力崛起,新的世界战争阴影密布,中国蒋介石集团疯狂镇压革命、“围剿”苏区红军,日本帝国主义乘机侵占我国东北之际,宋庆龄把国际的反帝斗争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于当年8月30日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冲破国民党警察特务的重重阻挠与破坏,亲自主持召开了远东反战会议。宋庆龄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指出侵略中国的战争必将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并且精辟地论述了革命的武力和反革命武力的根本区别,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革命的武力,反对帝国主义、反革命的武力。会议通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及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五次“围剿”的抗议书》。并宣告成立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这次大会的成功召开,鼓舞了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斗志,打击了侵略者和反动派的气焰,促进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红军的斗争的进一步开展。中国国内许多省市相继成立了世界反战委员会中国分会机构,在国际上也产生广泛的影响。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对宋庆龄在反帝反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十分钦佩,盛赞她不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而且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继续参加一系列国际活动,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是世界和平运动统一领导机构——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规定的“国际和平斗争日”,北京召开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告中国人民即将投身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行列,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向帝国主义战争煽动者发起和平大进军。宋庆龄参加大会主席团并领导了这次会议。在1950年和1955年,宋庆龄两次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签名运动,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核试验和全部销毁核武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她为此在《真理报》发表专文,向世界人民宣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正鼓舞著全亚洲走向世界和平。你们可以确信,在没有达到目的以前,我们是决不会中途停止的。”由于宋庆龄对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1950年11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在她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仍选她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1年4月6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她“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9月18日,授奖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1952年,美国不甘心侵朝战争的失败,一再破坏停战谈判,灭绝人性地使用细菌武器,同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严重威胁著世界和平。宋庆龄与郭沫若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支持下,于当年3月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倡议发出后,立即得到亚太地区广大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热烈的响应。10月2日,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共有37个国家的正式代表344人、列席代表45人参加。宋庆龄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率领代表团出席,并任会议执行主席。她在题为《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开幕词中,论述了保卫和平的极端重要性,并回顾了1933年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召开的远东反战会议。当时,由于反动派禁止国际反战代表登岸,宋庆龄挺身而出,不顾反动派禁令亲自登上轮船迎接国际代表上岸。如今,她自豪地宣布:“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已有了很大的进展。当初反帝大同盟代表著三千万人民。现在由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发起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运动,签名者已有六亿零三百万以上的人民。”她强调:“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聚集一堂,这件事本身就标帜著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进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甚或更远地方的广大而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著辉煌意义的。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召开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会议开得十分成功,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朝鲜问题、民族独立问题、争取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等十一个决议案,促使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形成了空前的争取和平的大团结,提高了新中国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中的影响和作用。大会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常设机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宋庆龄当选委员会主席。

  同年12月宋庆龄被推选为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由59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于当月11日到达维也纳。这是她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率团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在12日开幕会上,宋庆龄和约里奥·居里一起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13日,宋庆龄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演说。她分析了当前世界形势正处在走向战争与毁灭,或走向和平与进步的三岔路口;揭露了美国政府用欺骗手段把美国人民的金钱和儿子投入战争。她向美国人民发出强烈而诚恳的呼吁,要求他们对世界和平负起特别的责任,制止美国政府执行战争政策及任意侵犯别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行为,并对如何巩固世界和平提出了建议。她的发言受到大会代表,特别是美国代表团的热烈欢迎。这次大会对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会结束以后,美国人民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反对美国政府侵朝战争的斗争。在中朝两国军队战场上严重的打击和国内人民强烈反对下,美国终于被迫于1953年7月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出访友邦邻国——中国的象征

  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多次出访友邦邻国。由于她几十年来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她的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在世界人民中广为流传。如今,她作为在亚洲崛起的新中国的和平使者,又出现在新的历史舞台上,因而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各国政要,争相迎候。人们称她为“和平女神”,“中国的象征”。

  1955年12月16日,宋庆龄率代表团抵达新德里对印度进行访问,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到机场欢迎。这位圣雄甘地的门徒、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首任内阁总理,早在30年代宋庆龄在香港主持保卫中国同盟期间,就与宋庆龄保持通讯联系,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俩人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如今在独立后的印度土地上相逢,自然喜不自禁。在新德里红堡举行的盛大欢迎大会上,尼赫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是这样评价宋庆龄的:

  “你是作为伟大国家的伟大领导人到这里来的,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你在我们的心目中甚至超过了那个程度,在我们和其他许多人的心目中,你是怎样一个人呢?在过去三十年左右,我们听到关于你的事,我们读到关于你的消息,我们一直在设法注意你所说的话以及所做的事和你所不做的事。

  “在中国革命的整个暴风雨的时期中,产生了许多有名人物,但是不论在中国掀起什么样的风暴,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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