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

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清朝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以后，不少爱国志士开始寻求革散鼎新、富国强兵的道路。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列强的认真研究，破天荒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并对如何加强军队建设和实行战略防御，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不仅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对近代中国军事的发展变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魏源出生在湖南邵阳一个地主家庭。7岁上私塾读书。10岁那年，家庭园遭受严重灾荒而破落，从此过著缺米少柴的日子。他从小好读历史书籍，注意研究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15岁时考中秀才。1814年(嘉庆十五年)，随其父来到京城，靠教书谋生，向今文学大师刘逢禄等学习公羊学。就在这时，他结识了进步思想家龚自珍，由于志趣相投，很快成为挚友。他们摒弃烦琐考据的学风，勇于面对现实，切磋“经世致用”之学，慷慨议论时弊，探索挽救腐败的封建统治，实现富国强兵的良法，以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两年后，魏源回到南方，在长沙等地教书。1822年(道光二年)进京应顺天乡试，考上举人。次年，在驻古北口的直隶提督杨芳家当教师，开始研究古今边疆防务和西北地理，关心边边陲的安危。1825年，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聘请，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汇集了清朝开国以来有关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论文。这部著作，贯彻了经世致用思想，对后人产生不小的影响。他在代贺长龄所作的《皇朝经世文编叙》中，表明了他反对复古泥古，主张重视现实、变革旧制的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因为他轻视长期以来流行于封建士大夫中间的那种脱离实际、烦琐空疏的学风，思想又比较激进，因而从1826年以后三次进京考进士，都名落孙山。由于进不了封建官场，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从事学术著述，并兼作盐商。

    1829年，魏源在北京出钱捐了个内阁中书舍人，即在内阁中掌写机密文书的小官吏，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史馆秘阁所藏的官书和士大夫的私人著作，为他以后著书立说创造了条件。1830年，他随杨芳至嘉峪关，考察西北的地理和边防情况，对于西北的防务更加关心。1831年，因父丧南归，不久移居南京，先后协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筹划漕运、盐政，水利等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必须改革旧制，才能兴利除弊。当时鸦片走私日益严重，他和林则徐一样，坚决主张实行严禁。在1831年写的《江南呤》一诗中，深刻地揭露了鸦片的严重危害，指出如不实行严禁，将出现海疆失守，财富耗竭的严重局面。1837年，因贩盐获利，迁居扬州。

    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魏源毅然以振国威、安边疆为己任，投身民族自卫战争。同年10月，当他听到英国炮兵上尉安突德在浙江定海附近测绘地图时被当地群众抓获的消息后，立即赶往宁波知府衙门审讯战俘。他根据安突德的口供，并参考其它书籍，于1841年写成《英吉利小记》一文，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概况和侵华意图，揭露了英国贪婪狡猾的本性，提醒人们重视研究英国的国情，军情，认真对付侵略者。当他获悉清军在广东前线战败的消息后，通过写诗；愤怒斥黉琦善、奕山之流昏庸无能，畏敌如虎，开门揖盗，届膝求和的可耻行径。并用“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的诗句，满怀激情地歌颂三元里人民英勇抗敌的壮举，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态度。就在这一年，他投身于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的幕府，参与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亲赴定海前线查看防务，提出了诱敌深入内河加以围歼的方针。因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加上清廷和战不定，妥协派昏庸误国，林则徐等抵抗派蒙冤受屈，使他深为不满，便愤而辞职，回到扬州家中，以笔代矛，发奋著书，探索抗敌御梅良策。

    1841年8月，魏源听说被道光帝发配伊犁充军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便立即赶去迎接。挚友相见，促膝长谈，议论救国大计。林则徐把他在广州编辑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希望他广泛收集资料，编写《海国图志》，以便国人了解“夷情”，制订抗敌御侮良策。魏源欣然答应，表示决不辜负林则徐的期望。从此，他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埋头写作。1842年8月，正当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魏源把过去积累的资料整理汇编，写出了约40万字的《圣武记》。后来，在1844年和1846年又作了两次修订，使该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圣武记》共分14卷，前10卷用纪事本末体例历述了从爱新觉罗氏的崛起一直到道光年间的对内对外战争，企图通过宣扬清朝前期的武功，歌颂国家统一，激励统治阶级和广大爱国志士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振兴武备，抵抗外来侵略。他还在各卷末尾用“臣源曰”的形式，表述自己关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思想和主张。后4卷则用专题形式，夹叙夹议，比较集中地阐发了他的军事思想。

    他对清军的腐败落后感触很深，在《圣武记》中，对加强军队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他针对清军老弱太多、虚额太多和薪饷太低的现状，建议大刀阔斧地裁减冗员，杜绝虚报冒领，适当改善士兵生活，通过精选、优养、勤练，切实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承袭古代兵家思想，建议各省编练一支由4000至6000人组成的，能够冲锋陷阵的“选锋”部队，作为其它军队的榜样，借以振奋军威。他用“冗兵明减十万，则精兵暗增十万”的名言，对军队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解释，精辟地阐明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建军思想。

    他对清军将领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强调指出“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有了智勇双全的将领，“就能一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圣武记》下册，弟544页)把整个部队带动起来。他反对那些趾高气扬、庸碌无能和浮滑取巧的纨挎子弟充当统兵将领，主张从部队中考核选拔那些技精胆壮，奉公守法、善于管理部队和懂得用兵韬略的人，分别担任初级、中级和高级指挥官，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主张将帅要多读兵书，并对“纸上谈兵”作了新的解释。他说：人们动不动就饥笑研读兵书的人为“纸上谈兵”，殊不知纸上的工夫有深浅之分，如能掌握学习要领，对前人的用兵韬略领会其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那末，遇到战争，就会灵活运用，使“纸上”之功变为“马上”之功。

    对于部队训练，也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他针对清军水师巡洋会哨徒有虚名的弊病，创造性地提出由水师保护海上运粮，使训练与护航结合，通过险风恶浪的考验，不断改进战船的质量，提高官兵的作战技艺。他十分推崇戚继光严格治军的思想，阐明纪律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他批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对不战而逃的将领未予严惩，以致兵不用命。认为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即使有了坚船利炮，也会因不能令行禁止而无法战胜敌人。

    对于如何进行反侵略战争，在《圣武记》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他强调要研究敌人，了解敌情；购买外国的船炮，改变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实行以守为战，扼吭拊背，奇正结合的战略战术．力争歼敌于内河之中。对于城市防御作战，他用朴素的辩证观点指出： “守城之法，从攻城生，故欲善守，必明善攻。”(《圣武记》下册，第525页)意即只有熟知敌方的攻城战法，才能有效地搞好城市防御工作。他强调实行全民防御，统一指挥，提出应在城外要地分扎部队牵制敌人，派出游骑断敌粮道，派出伏兵击敌半渡，并实行坚壁清野，造成敌人种种困难，以便持久作战。这些见解虽然没有脱出传统的军事思想，但对于不善于进行城市防御作战的清军来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此外，他还揭露丁沙俄的侵华野心，提醒人们不但要重视海防建设，而且要重视边防建设。他主张允许内地居民携带家眷到边疆垦荒，发展生产，并构筑坚固的堡寨，以便平时保护生产，战时据寨御敌。同时强调指出，边海防的巩固与否，关键之一在于用人得当。

    魏源提出以上这些建军、作战主张，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切中时弊的高明之见。当然，也有失之偏颇甚至错误的观点。例如，他主张部队宜分散不宜集中，因为分散容易控制，集中容易发生骚乱。又如，一方面强调军队应有严格的纪律，另一方面又声称有时为了鼓舞士气，也可以允许掳掠。此外，还宣扬“帝王之师，恒有天助。”(《圣武记》下册，第523、510页)和“将才半由阅历半由天授”(《圣武记》下册，第523、510页)等唯心史观。这些都是应该否定的糟粕。尽管《圣武记》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毕竟瑕不掩瑜。他在写作过程中，因为要求阅读的人很多，所以写成一部分便刊印一部分，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1843年1月，他在林则徐所辑《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资料，完成了以悉夷、师夷、振兴武备为核心思想的《海国图志》50卷本。该书不仅介绍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而且认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更深刻更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军事思想。

    他根据资本主义烈强“唯利是图”和“唯威是畏”的本性，提醒清廷千万不要认为与侵略者签订了一纸和约，就可以安然无事了，而应把立足点放在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方面。他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已经看清了中国的虚弱本质，因而会毫无顾忌地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所以，只有切实加强战备，才能使它们有所畏惧，不敢贸然动武。

    那么，如何加强战备呢?他通过对外国情况的认真研究，发现英、法、美等国家善于制造各种精巧的机器和枪炮战船，而中国在这方面已大大落后了，因而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大胆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的战略思想。他强调指出，只有善于向外国学习，才能制止外国的侵略，否则必然被外国所制服。他把学习外国“长技”的重点放在军事技术和战术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具体建议是，在广东的沙角、大角建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从法国和美国聘请技师和工匠，帮助制造战船、火炮，聘请"舵师”传授驾船、演炮方法；从广东、福建选调工匠向外国技师学习船炮制造之法，选调精兵向外国舵师学习船炮的驾驶、攻击之法，把外国的先进技术、战术学到手。与此同时，继续向外国购买先进的战船、火炮。他认为采取这种办法，便可在较短时期内组建成一支新式水军。这支水军平时出洋巡逻，缉捕海盗、烟贩，战时如风潮不顺，就避入海湾之内，待机杀敌；待到风潮皆顺时，立即驶至外洋，监视敌舰的行动，或协同岸防部队抗击敌人，或单独攻击敌舰，形成“以主胜客"的有利形势，避免出现像鸦片战争时因清军水师无力与侵略军舰队抗衡，因而到处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还指出，有了船厂、炮局，不仅可以制造和修理战船、火炮，还可以制造陆师所需的军械，以及火轮船、风锯、龙尾车，量天尺等民用产品。

    他在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制造新式武器的同时，还强调入在战争中的作用，明确指出“器利不如人和”，一支军队只有“心灵胆壮、技精械利”，才会有强大的战斗力。他断言没有不可制服的武器，关键在于选将得当，指挥灵活。这些言论比较正确地阐明了人和武器的关系。

    当时，许多顽固派把西方的机器看成是“奇技淫巧”和“形器之末”，魏源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海国图志》卷二，第18页)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要大力提倡，认真学习。这一光辉思想，对于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追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具有奋发图强的精神，认真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使落后的中国变成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东方强国，从而有效地抵御外国侵略者。他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词，激励著人们满怀信心地为富国强兵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战略防御问题，在魏源的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海国图志》总纲的《筹海篇》，共有4篇，其中就有2篇专门讲防御问题。他认为只有充分作好防御作战的准备，才能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击退来犯之敌。怎样实行战略防御呢?他认为英国侵略军善于在外洋作战，一旦进入内河，便失其所长，因此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海国图志》卷一，第1页)把敌人舰队诱入内河来打，充分发挥我水陆协同作战的优势。他生动地描绘了诱敌深入的具体战法：先以弱小的部队与敌接战，佯败而退，诱其深入。敌舰一旦进入内河，只能鱼贯而行，不能把船四面布开。这时，我军先在河流浅窄的地方沉船结筏，阻挡它前进，再在河流下游树桩布筏，遏制它的后路，然后驾驶小船攻击它的头尾，与此同时，两岸火炮向敌舰猛烈轰击，使其四面挨打，无法躲闪。如果敌人胆敢登陆，抄我后路，那么，就用事先挖好的暗沟阻其前进，层层埋设的地雷夺其魂魄。当敌舰狼奔豕突逃窜时，我军战船立即施放火箭、喷筒，烧毁其船帆，水勇跃登敌船进行白刃格斗，岸上步兵用抬炮轰击其后队船只，或乘上风施放毒烟，迷茫敌人的眼睛。他把这种战法形象地比喻为“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海国图志》卷一，第3页)

    对于如何加强海岸防御部队，他和林则徐一样，反对从内地临时抽调“客兵”赶往沿海仓促应战，指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主张就地招募和训练海岸防御部队。因为，临时征调“客兵”有很多弊病：一是时调时撤，往返折腾，容易贻误战机，二是海防部队应当熟悉水性，但所调内地部队大多不了解海岸防御作战的特点，以致舍长用短，以短攻长，三是沿途供给支应，累官，伤财、害民，而就地招募的“土兵”，既适应当地的气候水土、熟悉地形道路，又能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奋勇作战。尤其是沿海的渔民、蛋户不但熟悉水性，而且性格强悍，将他们选入部队，或编成团练，一定能够训练成为英勇善战的兵勇。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指出：只要募练得法，指挥得人，完全能够依靠本省的精兵捍卫本省的邻土，即使侵略者集中兵力攻我一省，也只需从邻省调兵支援，便能应付裕如，不用从内地各省抽调部队，避免一处有警，全国紧张的被动局面。他的这一主张，是建立在民力可用的思想基础上的。他称闽、粤沿海群众为“义民”、“义勇”，并充分肯定了他们在保卫祖国边疆中的作用。这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与推行“防民甚于防寇"反动政策的投降派形成鲜明的对照。

    《海国图志》刊行后，于1851年至1854年陆续传到日本，当即引起日本朝野人士的高度重视，纷纷翻译刊印，争相传阅，认为该书对他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建设，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甚至被推崇为“海防宝鉴”、“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可是，该书在国内的遭遇却截然相反，虽然有人专门把它推荐给清廷，可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竟把它束之高阁，无动于衷。他们不记取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一味苟且偷安，不思改弦更张，励精图治，整军经武，结果只能是再次挨打。

    1844年，年过半百的魏源才考中进士，次年被任命为江苏省东台县知县。1846年，因母丧辞官回家，继续修订《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并于1847年将《海国图志》充实为60卷本。同年，在江苏巡抚陆建瀛的衙署中充当幕僚。他游历了东南各省，并亲自到香港、澳门广泛收集资料，为继续充实《海国图志》作准备。1849年，任兴化县知县。1850年，升任高邮州知州。这段时间里，他在筹划海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等方面继续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于1852年(咸丰二年)完成了《海国图志》百卷本的鸿篇巨著。在补充的部分中，用几乎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地官绅和兵器专家精心研制和改进战船、火炮、鸟枪、火药，地雷、水雷等情况，体现了他对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殷切期望。1853年，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下南京、镇江，扬州，高邮农民也起义响应。魏源率县吏捕杀起义农民领袖，与农民起义军对抗。不久，清朝督办江北防剿事宜的杨以增奏劾魏源“迟误驿报”，因而被清廷革职。1854午，有人保奏他复职，因他已经意识到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再也没有振兴的希望，便表示“世乱多故，无心仕宦”，(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拒绝再替清廷效劳。由于心灰意冷，便遁入空门，移居兴化西寺潜心研究佛学，整理生平著述。1856年，游杭州，寄居僧舍，静坐参禅，拒见任何来客。1857年春，怀著惆怅的心情病死于杭州，终年64岁。

    魏源知识渊博，一生写了50多种著作，记载著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成就。其中许多著作闪烁著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光辉，而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海国图志》，该书虽然一度受到统治阶级的冷遇，但后来终于成为近代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学习西方“长技”的先导。洋务派首领之一左宗棠公开申明，他在福建设局造战船，在甘肃设厂造枪炮，就是继承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那种承认落后而又不甘落后，放眼世界，积极寻求富国强兵良策，力求振兴中华的进取精神，值得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