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保

胜保

    胜保(?—1863)，字克斋，满洲镶白旗人，苏完瓜尔佳氏，清朝大将。

    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举，历任詹事府赞善，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光禄寺卿，1852年(咸丰二年)任内阁学士，以敢于上疏言事闻名。

    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挺进湖南，清军当之者糜，将士死伤枕籍。南中国的起义烽火已成燎原之势。胜保为此忧心忡忡，上奏清廷，陈述时务。他痛感太平军自“起事以来，未尝挫衄，视官兵如儿戏”，而清军则“日久暴师，钝兵挫锐”，清王朝已面临从海疆到畿辅，“在在堪虞”的地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五册第284—290页)年末，太平军直逼重镇武汉，胜保又向清廷奏陈筹防之计，认为武汉四面受敌，势必不守，“揆敌所向，首在金陵”，疏请于长江沿岸加筑炮台，控制江面，以防太平军顺流东下。他还指出：“非得其人以策驭之，则士气不能振”，(《胜宫保奏议》)字里行间，流露出与太平军周旋为己任的决心。清廷感到局势日益危急，极力网罗济世之才，以为胜保满腹经纶，且有力挽狂澜之志，遂令其驰往河南，到钦差大臣琦善处差遭受用从此，胜保离文就武，踏上了军旅之途。

    1853年3舟，琦善，胜保等急匆匆带领临时调集起来的万余马步卒抵达河南境内时，太平军已经攻破南京，并进占镇江、扬州。清廷命胜保以帮办军务的身份，赶赴扬州战场。4月，胜保自领一军，驻扎在扬州西北的司徒庙。这时，胜保与主帅琦善之间，就如何迅速夺回扬州，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发生分歧。胜保力主乘太平军立足未稳，强攻破城。而琦善却认为江北大营初建，将士未习战阵，胆气不壮，主张采取围而待毙之策。在清廷一再催促下，几次攻城都因各部步调不一，协同不灵而吃了败仗。在琦善心目中，胜保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加上竟敢当面争议，更使琦善不快。5月，太平天国北伐军长驱“扫北”，清廷急令琦善在陈金绶和胜保二人中，选一人带兵北上堵截。琦善乘机把胜保打发走了，拨给他1900兵丁。胜保领一军星夜离扬赴皖，尾追北伐太平军。

    北伐军在皖、豫进军神速，6月下旬在巩县境内渡过了天险黄河。胜保率部紧追，也未见北伐军踪影。7月上旬，北伐军驻止怀庆(今沁阳)，开始围城攻坚。这时，胜保才急匆匆赶到，参加了怀庆攻防战。胜保等部到达怀庆前线后，对北伐军形成了反包围，由于交战双方兵力相当，攻守互见，形成对峙状态。胜保部防卫怀庆东南地域，眼见无力吃掉北伐军，而其余清军更是畏蒽怯战，胜保无奈，一改初衷，彷效琦善在扬州城下作战策略，采取围困之术，以防北伐军撤围而去。结果，在这里相持两月之后，北伐军还是在清军眼鼻子下，树起“胜保免送”的大木牌，主动撤怀庆之围，乘虚蹈隙，从垣曲进入山西境内。在怀庆围困北伐军的各部清军，有的撤出战斗，返回原驻地，有的观望迁延，不敢恋战，唯独胜保率部尾随。清廷深感胜保卖力，特授为钦差大臣，节制各部清军。胜保感恩之下，更是昼夜追击，不遗余力，一路跟到洪洞，企图阻遏北伐军北上通路。北伐军闻讯，立即改北行为东进，又把胜保部甩在后边，进入太行山区，直抵临掐关下。胜保得悉北伐军改向，有奔袭保定、天津之讯，乃兼程前进，一直跟踪到天津以西的杨柳青一带。北伐军旋于静海，独流筑城立寨，固守待援，因双方都是疲惫之师，未有激战。12月间，胜保部袭击北伐军营垒，遭败绩，副都统佟鉴等战死，胜保遂不敢轻易言战，一面向清廷要求增援，一面防北伐军离营他走。

    清廷见胜保独力难支，派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率军前出，合围北伐军。僧格林沁的职位和威望都超过胜保，两帅合师，顿生忌心，以此结怨。

    时值隆冬，北伐军饥寒交加，又不闻援师前来接应，乃于1854年2月上旬，弃静海、独流南下，胜保与僧格林沁二军紧追不舍，于阜城击毙北伐军主将吉文元。在此之前，太平天国北伐援军已从安徽出发，经江苏北部直入山东，4月间进抵临清，与北伐军会师在望。清廷严令，若临清北伐援军进入直隶境内，惟胜保是问。胜保即提师南下。由于北伐援军内部意见不一，占临清后再未北上，反而沿原路南撤，胜保部未经激战，一直追击到丰县黄河边。北伐援军溃败后，胜保又挥师北上，于5月间与僧格林沁部围北伐军于东光县连镇。

    北伐军未得援军北上败讯，即于连镇分军，由李开芳率劲骑600余，昼夜兼程，南下接应。胜保即率2000余骑紧追不舍，直抵山东高唐城下。从6月至次年3月，9个月间，胜保“亲督将士，冒死攻扑数十次，几乎无计不施，迄未奏效，”在“百战之余，凶狡无比”(胜保致绵愉等人信，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三，《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第211—213页)的北伐军面前，已计穷智尽。而僧格林沁军于连镇亦屡攻不下，后以水为兵，连镇顿成泽国，北伐军无法再守，导致营破兵败，统帅林凤祥被俘。清廷对胜保大失所望，于1855年3月下令僧格林沁移师高唐，并拿问胜保，解交邢部治罪。昨天是战场统帅，今日却成了阶下囚，胜保一下子从浪尖卷到谷底。

    胜保的获罪，由来已久。胜保治军作战，心切气盛，与清廷要员，地方官吏、友军统帅关系不洽。早在1854年秋，山东巡抚张亮基、侍郎王茂荫、给事中毛鸿宾等人就曾向清廷告胜保的状，鉴于军务孔急，胜保独当一面围攻北伐军，清廷当时并未声张，胜保也被蒙在鼓里。等到在高唐久攻无成，传旨拿问后，胜保才恍然大悟。其中，毛鸿宾参他失机、迁延，阻挠、乖谬、疏失、昏愤、欺罔、骄盈、偏私、冒滥、弛纵、骚扰等12条罪状，概括起来是勇于任事，暗于用人，多勇少谋，轻喜易怒，志骄气盈，刚愎忌刻。咸丰帝要胜保“逐款登复”，“若仍有意欺罔，则是自速其死”，“胜保曾蒙渥眷，或亦当知朕之赏罚惟公，原无预存之成见。”(军机处录副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可谓威思兼施。牲保押解抵京后，乘审讯之机，接连递上四份“亲供”，洋细追述了率部于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境内与太平天国北伐军作战的历程，并对毛鸿宾参奏的12条罪状，逐条进行辩驳，认定“或以是而非，或将无作有，”并宣称：“每当进攻追剿时，未尝稍自矜重，专事帷幄运筹，必身冒矢石，亲督将士奋往争先，出入枪炮锋刃之中，濒于死亡者不知凡几。”(胜保亲供，咸丰五年二月十一日，《清代历史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第219—222页)结果，还是被清廷充军新疆。不久，僧格林沁水淹北伐军最后一个据点山东茌平冯官屯，统帅李开芳被诱执，消除了清廷的心腹之患。咸丰帝感念胜保战功，授予他蓝翔侍卫，任伊犁领队大臣。1856年，胜保被召回内地，令往安徽军营，协勘军政官吏同捻军和太平军作战。

    胜保针对捻军组织松散、安土重迁，聚散无常等特点，在豫、皖战场采取了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方略。1857年6月间，胜保获悉捻军主力张乐行，龚得树等部集中在豫皖交界的三河尖，便联合河南巡抚英桂率军赴淮南前线，经过一个多月的频繁战斗，攻占三河尖捻军大本营，张乐行等率众东撤正阳关。接著招降了踞守霍丘的另部捻军首领张金桂，并挺进正阳关。捻军退往六安。这时，团练头子苗沛霖崛起于淮北，不论清军还是捻军，都不准进入他的势力范围，影响了胜保对捻军的作战。胜保针对苗沛霖急于发财做官的特性，经过几番接触，封官许愿，给银400两，令他参加淮北的攻捻战争。从此，苗沛霖以胜保为靠山，胜保借苗练壮声势，互相勾结利用。

    1858年，清廷因胜保“剿”捻十分卖力，授予都统，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又恢复了昔日威风。这一年他的得意之作是设计招降了称霸于江淮之间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首领李昭寿。他在给清廷的报告中说：“李昭寿一股凶焰尚炽，查其所领二十四军，海军实有二千五百人，以二十四军计之，众以数万，贼中推为劲卒。前扰江浦即其余党。现又为发逆所逼，窜踞全(椒)滁(州)，势极浩大。臣若徒以力争，恐难遽操胜算。幸经臣前次设法羁縻，故李昭寿顿格顽梗之心，现欲输诚纳款，查其禀中所称先献滁州，后图他策，若能尽如所言，则其党羽数万，不为我敌，转为我用，即粤逆之势愈孤，捻逆之气亦夺，淮南皖北指顾肃清，是李昭寿之向背，实为全局之转关。”(《剿平捻匪方略》卷46)胜保于8月19日亲赴清流关，与李昭寿当面密商招降的具体步骤。不久，李昭寿在天长作内应，并向胜保献出滁州，胜保留其众1.7万余人编为“豫胜营”，增加了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的资本。胜保见招抚之策得手，下一步便用狡计离间各部捻军，于1859年掀起了招降捻首的浪潮。胜保派属员公开进入捻军控制的临淮和风阳城内，召开招降纳叛会议，结果，捻军首领张元龙，韩秀峰等相继献城投诚于胜保。接著，受太平天国册封的捻军首领薛之元，也在江浦，浦口投入了胜保的怀抱，对太平天国江北战场起了极为有害的作用。

    正当胜保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些不满于他招抚敌酋之策的政敌，又上奏清廷对他发起攻击，清廷怕他权势过大，难以驾驭，于1860年撒去钦差大臣，从都统降为副都统，令赴河南“剿匪”。旋又因追剿不力，召还京师，改授光禄寺卿文职。这是他从军以后遭到的第二次打击。

    1860年9月间，英法侵略军节节向京畿进逼，形势十分危急。清廷令胜保到前线视师。20日，战场已移至通州八里桥一线。主帅僧格林沁分兵迎击侵略军，由胜保率数千步卒在南路迎战法军第二旅。21日上午，英，法侵略军出动步骑兵五六千人，以猛烈的炮火作掩护，直扑清军八里桥大营。正在激战之时，胜保率4000步卒，从定福庄驻地赶往八里桥应援，用抬枪与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枪战两小时，胜保的面颊与左腿为侵略军炮弹片击伤，血流征袍，翻身落马，昏迷不省。部众见主将受伤，顿无斗志，纷纷后撤至八里桥。苏醒后，胜保给军机大臣的信中说：“八载戎行，屡经危险，而卒留此身报效国家。今虽身受重伤，而雄心未已。现在伤处尚不至致命，但使果能早愈，誓灭此贼。”(胜保致军机大臣函，咸丰十年八月初七，《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第107—108页)表达了胜保无意因伤退出军务的意向。10月下旬，清廷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反侵略作战的战火暂告熄灭，遂令胜保收集各路散卒及来京参战的部众共得一万余人，令其督练以备调用。

    1861年，胜保升任兵部侍郎，又到了直、鲁交界的“剿捻”战场，先后攻取了由捻军控制的丘县、馆陶、冠县，莘县，招降了黑旗军首领宋景诗，令其率部随胜保军中。之后，又率部督办豫，皖军务，同捻军作战。8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承德行宫，由年幼的同治帝继位，清廷中枢为争权爆发了一场激斗。胜保观察形势，不顾清廷禁令，带兵赴热河“奔丧”，决心投靠慈禧；慈禧看中他手握重兵，也想依仗其实力发动政变。胜保上疏，强烈要求“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清史稿》卷403胜保传)在部分高官支持下，慈禧的政敌肃顺、载垣等被翦除，确立了慈禧、奕诉执政的新格局。在“辛酉政变”中，胜保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又授都统，兼护军统领。可是，慈禧并没有把胜保留在中枢，仍命他赴山东、安徽、河南“剿捻”。

    1862年(同治元年)胜保旧部苗沛霖首鼠两端，名为隶厉清军，又与太平军暗中来往，实欲裂地称雄，扬言只有恩师胜保前来方才萝发。此时，太平军已呈颓势，英王陈玉成部局处安徽一隅，苗沛霖为讨好清廷，以图自存，设计在寿州诱擒了陈玉成，派人送到胜保军营。胜保"得陈大喜，克日亲讯，盛设军卫。陈立而不跪，大笑曰：‘尔乃我手中败将，尚腼然高坐以讯我乎?’因历举与胜交绥事。胜大惭，命囚之。”(裘毓麟《清代轶闻》卷6《洪杨轶闻》)清廷令胜保不必献俘京师，乃将陈玉成杀害于河南延津。

    在此期间，胜保仍力主对捻军及其他义军首领采取招抚之策，与权威日盛的曾国藩、湖广总督官文、督办安徽军务的袁甲三等坚主镇压的意见相左。曾国藩等认为招抚非善策，归附的义军首领并非真心效忠清廷，从而对胜保产生了恶感。湘军首领胡林翼曾说过：胜保“满腔忌克，其志欲统天下之人，而实不能统一人。在皖中，每战必败，败必以捷闻。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晓事，自降于贼而美其名曰贼降。盖其一生本领，以熊文灿为祖师，而昏懦刚愎又过之。”(王士元《?痴偶笔》卷下)以上评论虽不很公正，却代表了湘系的看法。胜保感到多方掣肘，向清军诉述身为“客军”的苦境。清廷“褒其才略，戒其骄愎”(《清史稿·胜保传》)，对他已不很信任了。不久，清廷令胜保入陕，督办陕西军务，镇压回民起义。途中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率部反戈，与清军相抗。胜保感到兵力不敷，奏请调苗沛霖率军来陕，清廷害怕纵虎出柙，严斥胜保失当，并派兵在途中拦截。从此，胜保噩运临头，从中枢到地方，许多军政大吏纷纷上奏，揭发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清史稿·胜保传》)等罪状。清廷乘机传旨宣布胜保罪状，削职押解京师，关押抄家，听候审讯。胜保二度拿问，又惶恐又愤懑，在会讯中，他只承认“携妾随营”小事一桩，否认军政大吏弹劾他的各条“罪状”，声称是有意“诬告”，呈诉清廷治诬告者之罪。这样，事情越闹越僵，清廷深感胜保桀骜难驭，已失去了辛酉政变时的作用，遂下决心将他处死。由胜保招降的捻首李昭寿，已官至提督高位，闻讯上奏，愿削官替他赎罪。朝廷中也有人上疏说“胜保有克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要求从轻处理。清廷对此一概不准，在慈禧裁定下，还是把他处死了，假惺惺地说，为了感念其前功，从宽赐“自尽”云云。胜保这位农民起义军的死敌，驰骋疆场、效忠皇室十余年，最后在统治阶级的倾轧中成了牺牲品。